《殷契重光——纪念甲骨文发现周年特展》开展以来，备受观众喜爱。此展览也让一直以来略显冷门的“甲骨学”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随着观展的不断深入，不少观众通过各种途径留言咨询相关问题。为给观众一个满意答复，媒体中心特联系本展览策展人张夏，就大众咨询较多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殷契重光”策展人张夏
问题一：王懿荣吃中药发现甲骨文的说法靠谱吗？
张夏：
这种说法的最早文献来源，似乎是汐翁（当然是笔名啦）发表在北平《华北日报》副刊《华北画刊》第89期（年7月5日）的一篇题为《龟甲文》的文章。这篇文章可能是甲骨学史上流传最广、对公众影响最深的文献了。奇文共赏，大家不妨一起读读吧：
光绪戊戌（原误作“成”字）年。丹徒刘铁云鹗客游京师。寓福山王文敏懿荣私第（原误作“弟”字）。文敏病痁。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到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搰（音胡，掘也）地得之。辇载衒（原作从行从言字，卖）粥（即“鬻”字）。取直（即“值”字）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惟药肆买之。云云。铁云遍历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计五千余板。文敏于次年殉难。铁云以被劾。戍新疆。遇赦归。到癸卯岁（）。乃以龟甲文之完好者千版。付石印行世。名曰铁云藏龟。此殷虚甲骨文字发见之原由也。藏龟行世。瑞安孙仲容（原误作“客”字）先生。以数月之力。尽为之考释。箸（即“著”字）契文举例一书。甲辰书成。於是学者始加以研治。今则甲骨日出不穷。治之者亦不乏人。法日二邦。皆有专门研究者。为我国古代文化上之一重大事件。世人所当注意也。
据我看来，这篇“奇文”并非学术考证文章，而是类似于传奇小说。其中有不少令人无语的错误。
首先是时间错误。大家都知道，甲骨文是年（己亥）发现的，而文章开头则是写成了年（戊戌）。
其次是地点错误。文中言之凿凿，龟板是从北京菜市口达仁堂买来的。可是，据考证，北京菜市口，当时可没有什么达仁堂啊！据资料，要到年，乐达仁才在北京开了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之前哪有达仁堂！
再次是人物错误。作者给甲骨发现找了个好人证，就是著名小说家刘鹗。可是，刘鹗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在北京！而且，看了下文我们就更能确定，作者对刘鹗根本就不熟。他说刘鹗是从新疆回来之后才印的《铁云藏龟》，事实上正好相反。而且，刘鹗最后就死在新疆了，根本没什么“逢赦归”！
此外，甲骨的确曾经长期被作为中药龙骨服用。可是据当时学者在安阳地区实际考察的记录，药材商收购龙骨从不要带字的。所以村民卖龙骨之时多先把字刮掉。而且作为中药，龙骨当然是要捣碎磨粉服用啦。能从捣碎磨粉的龙骨上辨认出甲骨文，太难以想象了。
后来，眼看达仁堂的说法完全立不住，又有不少学者主张说，王懿荣不是在菜市口达仁堂买的药，而是在菜市口一家著名的中药店西鹤年堂买的药。
不过，由于西鹤年堂的说法出现得相当晚，另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这不过是一种预设结论的循环论证罢了。也即：先预设王懿荣在菜市口买药了→再去查当时菜市口有什么药店→找到了西鹤年堂→最后用西鹤年堂的存在去论证王懿荣的确买药了。逻辑上明显有些问题。
而且，西鹤年堂的说法先天不足。当时王懿荣住在王府井锡拉胡同，和菜市口西鹤年堂一个在东城，一个在西城，还隔着皇城，步行绕行距离稍有点远（还得来回！）。对于现代人当然没什么了，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个距离似乎足以导致他们换家药铺买药了。更何况，当时王府井周围就有不少大药铺！
似乎我们有理由相信，“王懿荣吃中药发现甲骨文”不过是类似于“牛顿被苹果砸到头发现万有引力”“瓦特看到烧水壶的盖被热蒸汽顶开发明蒸汽机”的故事罢了。
不过，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确实比较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系列早期文献，比如刘鹗《铁云藏龟》的自序、王懿荣次子王汉章的《古董录》，还有王襄的《题所录贞卜文册》，都明确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些记录，王懿荣的甲骨，是从潍县的古董商人那里买来的。而且，应是古董商人主动登门求售。
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王懿荣是当时的古董收藏大家，而且有钱。商人们手里有可卖的东西，自然会找上他。
问题二：为何甲骨文迟至光绪年间才被学者发现？
张夏：
说说“迟至光绪年间才被学者发现”这个说法不严谨的可能性。
第一，现在基本没有学者会认为殷墟甲骨三千年来一直就没有被发现。
根据考古材料，殷墟的墓葬许多都被大规模盗掘过，而且以汉朝、宋朝的盗掘尤其猖獗，出土了大量的殷墟青铜器。青铜器都盗掘出来了，焉有不顺带挖出甲骨之理？
汉、宋之间的隋唐时代，殷墟是个公共墓地。是墓地就要挖地。挖来挖去，焉有不发现甲骨之理？
合理的解释是，当然有发现。但是，只是没有得到当时的有分量的学者的重视，或者得到了重视但是没有留下来文献材料，仅此而已。
第二，甲骨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被认识了，比如祥瑞。
有一类非常特殊的涂饰甲骨，在字口里涂有鲜红的朱砂，称为涂朱甲骨。何天行曾于年发表过一篇《甲骨文曾现于古代说》，结合了殷墟出土涂朱甲骨的特征和《水经注》中对所谓的“河图洛书”的描述，比如“玄龟负书，背甲赤文成字”“赤文绿字”“黑龟赤文”等等，推测涂朱龟甲有在周秦时代就已经因水患而零散出土的可能。考虑到古籍中对洹水冲毁古冢出铜器的记载，以及如今所见安阳殷墟侯家庄商代王陵被汉代人盗掘的情况，何氏的推测当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可惜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
如果何氏的观点成立，甲骨文早就被学者发现了！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还特别当回事！
当然，让学界乃至大众真正注意甲骨文、重视甲骨文，当然是在王懿荣之后。王懿荣本身就是一位学问大家，当过国子监祭酒。他地位很高，财力很足，而且掌握话语权。这一点其实就相当于现在新闻舆论场中意见领袖一样，可以说是在他的影响下，甲骨文研究突然“热”起来了。
而且，当时的学术界对古文字的研究已经很深了，顺带破译甲骨文对当时的学者（如孙诒让、罗振玉、王襄等人）来说，并不太困难（对我们来说当然很难）。学界对这个新材料，自然也是相当欢迎。于是，一大批优秀学者，共同把甲骨学变成了一门成熟的国际性的显学（虽然略冷门）。
问题三：中华文明在甲骨文之前是否有文字？
张夏：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入手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甲骨并非商代唯一的书写材料，甲骨字体也并非商代文字唯一的字体。就考古发掘所见，同时代还有铸造在青铜器上的商代金文，还有用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器、玉器、甲骨上的商代毛笔字。
这些材料，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甲骨文在商代的地位。裘锡圭教授就认为，甲骨文在商代不过是一种俗体字罢了，而毛笔笔意很足的商代金文，则反映了商代正体字的特征。
综合各种证据，现在的主流观点是，商代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主要书写介质是竹木简。其实真都不用太多考古证据，看看甲骨文中的“册”“筆”“畫”等字长什么样，就很容易理解这个观点了。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些“典”“册”大概就是书写在竹木简上的，而且篇幅一定相当长，内容一定相当丰富。只不过竹木容易腐朽，没能保存下来而已。甲骨文之所以保留了下来，并有今天的地位，只是因为甲骨比竹木简更容易保存下来罢了。
这里边颇有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味道。或者说，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从这个角度来说，甲骨文只是商代文字露在水面以上的冰山一角。水面以下，还剩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我们无法看到。
其次——终于就可以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了。
甲骨文的出现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先制造出来能在坚硬的骨头上刻出文字的工具。而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制造出这些工具。比如你想要制作一把青铜刻刀，就得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成熟了才行，一点也不能着急。
在刻字工具制造出来之前很久很久很久（据估计，不少于几百年），远古中国的精英们大概已经可以很熟练地用毛笔在竹木简上写字了。毕竟，造毛笔、制作竹木简，比制造能在坚硬骨头上刻字的“高科技”刻刀的技术含量，要低得多了。陶寺遗址陶罐（距今约年）上的那个“文”字，可能就是他们在竹木简上写作之余，偶尔在陶罐上放飞自我所留下来的杰作。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甲骨文一上来就特别成熟了吧？因为甲骨文出现之前的中国人，不知道已经写了多少年年年的毛笔字了。甲骨文不过就是把写换成刻，如此而已。
综合以上，我坚定地认为，甲骨文之前，一定有文字。而且，是竹木简上的毛笔字。
图文：书画研究部张夏
编辑：媒体中心刘颖
监制：*委副书记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