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类对于文明文化的探索从未停歇,对文化发展的思考与内省也绵延不绝。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那么“何以载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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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一带一路”出版高峰论坛上,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万安伦的学术专著《中外出版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倾力打造,作为献礼*的十九大的学术专著,在论坛上闪亮登场。厚重的新书,以一袭海洋和宇宙般的蓝色“风衣”,内敛着陶器泥版、莎草贝叶、龟甲兽骨、竹简木牍的远古文明密码,预测着“移动出版”“按需出版”“人工智能出版”“大脑意识出版”未来出版前景,在著作者和出版者的精心打造设计下,惊艳面世。这部《中外出版史》的推出,正如论者所言:“理论框架创新突破,同时又非常完整和清晰。”
载体的“觉醒”:出版载体重构出版史
人类对于文明文化的探索从未停歇,对文化发展的思考与内省也绵延不绝。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那么“何以载文”呢?人类文明的传播,文字符号的传承,无不依赖于出版载体。在过去的出版史叙述中,始终没有对载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万安伦的《中外出版史》中,出版载体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作为主线并以其流变的方式贯穿了整部著作,按照人类出版历史划成了“硬质出版”“软质出版”“虚拟出版”三个大的阶段。在这一逻辑分期的基础之上,作者对全书的体例进行了整体宏观的架构,还对三大出版载体赋予了主体性的特质定义,命名为上篇“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中篇“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下篇“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这一命名,也是出版载体在出版史的著述中,首次以主体性特质呈现,并成为了全书的一级逻辑和结构线索。尽管,作者给予每一种出版载体以相对的时间界定,但实际上更是出版史地位的界定。作者也看到,在这三大阶段之间,并非是完全的接替和取代关系,常有过度、交叉甚至平行发展的情况出现。
正是出版载体的“觉醒”,让过去很多并未进入出版史视野的一些重要材料和内容,在这部著作中重新被发现。比如,书中纳入了陶画符号、岩画出版、梁柱文出版、桦树皮出版、兽皮出版、匾牌出版等,拓展了出版史的研究范围。郝振省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作者提出整个人类的出版历史,出版载体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其实,这便是出版载体主体地位的一种确认。首先是对出版载体地位的肯定和确认;其次是出版载体在全球各地经历了相近的流变过程;其三,出版载体的流变实际上对文体和信息的传播内容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永贵则以《予载体以出版史学的重要性》为题,撰文指出该书:“以差别化的出版载体作为全书的主要叙述线索,可谓深得出版活动的内在机理。”出版载体分期让出版史研究的分期问题和内在逻辑线索归纳,有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解决方案。
出版的“疆域”:纵横逻辑勾勒出版学科版图
一直以来,出版究竟是研究什么,困扰着学术界,就连“出版”的概念定义,在众多的专著和教材中,也五花八门。出版史研究内容的框定不清,严重阻碍学科属性的确立和进一步发展。恰如今天出版学科在中国高校的院系所属,也是莫衷一是,“由于学科归属不明,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各高等院校自行其是,根据自己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在相关学科领域建立编辑出版专业,或归于文学院,或归于信息管理学院,或归于新闻传播学院等”。其背后的本质也就是学科维度界定缺乏完全公认和统一的标准。
万安伦认为,建构一门学科的核心跳不出“三原一方”,也就是原理、原著、原史及方法论的基本逻辑。这部《中外出版史》从多个方面,对原史的内容进行了清晰的“疆域”界定。首先是纵轴。如果说按照出版载体的流变作为逻辑分期的方式,是按时间贯穿的历史纵轴,从硬质出版、软质出版到虚拟出版。那么其次,著者又在本书中为我们拉开了一个条理清晰的横轴: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即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而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和出版技术正是出版的三大原始要素。
纵横两条轴线的拉开,铺开了一张关于出版史研究的框架图谱,而这也就基本框定了出版史研究内容的疆域,逻辑架构清晰。整个《中外出版史》便是在这一出版史建构思想的指导下,构建章节目次。全书的纲目,依据作者独立建构的创新框架拉开,上,中,下三大篇,是从出版载体的流变逻辑展开,具体章节则依据其对出版学科四大维度的分类进行铺陈叙述。宏大驳杂的出版学科,在这一建构逻辑中,不仅坐标明确,维度清晰,同时也在传统出版史的基础上,拓展了出版史的外延,正如《人民日报》理论版所刊发的该书书评所言,“该书在构建一个新的出版史理论和结构范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人类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出版史观
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一部出版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在以往的以“中外”为题的出版史著作中,往往把中国与外国割裂成两部分,而万安伦的《中外出版史》,则把中国纳入到世界文明和文化的体系与框架中。这不仅是体例的突破,也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中,把中国与世界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出版文明,纳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语体系。这部专著带我们溯源了人类文明的由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从陶器泥板、莎草贝叶到龟甲兽骨,从竹简木牍到泥版书,人类的文字和文明都伴随着一系列的载体,从远古中走来。正如郝振省在序言中所说,该书“将出版的‘历史’放置于全人类的大视野中,以时间流淌的历史纵轴徐徐展开,体现出全人类的出版史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还体现在作者跳出了主观,跳出了国别和民族的局限,来回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别铅与火,迎来光和电,奔向数与网”,《中外出版史》带我们追溯从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从非洲布须曼人的“岩画”到古代中国的陶画符号,从两河流域的泥版书到南亚次大陆的贝叶书,直到今天正在热火朝天的虚拟出版、人工智能出版,甚至未来的“大脑意识出版”,一头连接着人类最古老神秘的原始文明,一头直指最前沿,甚至尚待实现的未来出版,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有着令人脑洞大开的无限延展。虽然涉及时间上巨大延展和空间上的无限广阔,甚至在未来出版科学上的部分有惊人判断,但厚实准确的史学材料引用和丰富的图文案例呈现,显示了这部学术著作守正出新的学理逻辑。
全书的出版载体划分方式,其实揭示的是出版文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逻辑递进。让人联想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一论述。而人类发展从“硬”到“软”再到“虚拟”,这一历程其实就是人类生产力不断飞跃的结果,而文明文化的传播也从古老艰难的竹简木牍时代进入今天的数字时代。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人类从“声光电磁”发现后,进入音像出版和数字出版时代,则步入了全新的虚拟出版时代。作者对虚拟出版进行了分期和判断:“声光电磁的出版创新”是虚拟出版的萌芽期;“计算机出版革命”阶段是虚拟出版的发展期;“数字出版”阶段是虚拟出版的当下状态;“人工智能出版和大脑意识出版”是虚拟出版的未来形态。
书中也呈现了大量的历史小故事、丰富的图片,比如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历史等等,让厚重的学术并不“高冷”,这不仅适合高校新闻出版的学生作为教材和学术读物,同样也是具有可读性的“科普书”。该书从“出版”一词启航,串联起了人类历史、文学、科技、传播等众多学科的维度,繁而不乱。还有一大亮点是,书中许多珍贵照片,是作者经过大量游历寻访后亲自拍下的,比如摄于埃及的莎草纸画,摄于宝鸡石鼓山的秦石鼓文,贵州关岭的“红崖天书”岩刻等。作者是在不断游历、寻访、阅读、教学、写作和思考以及与同行、学生的不断思想碰撞中完成这一著作的。
结语
作为出品方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推荐这本书:“本书在充分吸收和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现有中外出版史材料老旧的局限,大量使用新材料、新观点。”并认为:“这些见解和判断令人耳目一新,十分具有创新意义。全书按照‘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四大方面内容进行逻辑建构。逻辑清晰,层次分明,体大思精。”出品方正是看中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其作为重点图书给予精心设计并推出。
这本《中外出版史》,在前辈学者出版史研究的基础上,从出版载体的“觉醒”作为逻辑起点,用出版的四大维度打开一幅条理明晰的出版“疆域”版图,再从这片纵横坐标的横面上站立起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重梳出版史,由点及线,从线到面,由面至体,最终变为丰满立体创新之著,这也是对人类出版史全新理论和逻辑框架的构建过程。
(作者系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王剑飞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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