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大地上，华夏儿女用勤劳和质朴的双手缔造着璀璨的华夏文明。每一个古老的文明阶段都是值得我们了解和铭记的。
今天就来说说，中华大地上的先祖们是从何时进入父系社会时代的。众所周知，原始氏族社会是典型的母系社会，直至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华文明正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大汶口文化是*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年，持续了约多年。因年在山东省泰安大汶口被发掘而得名。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延及山东中南部和江苏淮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分为三个发展时期：早期大约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之间，以刘林、王因遗址为代表；中期大约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之间，以大汶口墓地早、中期墓为代表；晚期大约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之间，以大汶口晚期墓为代表。
大汶口文化是典型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种植物以粟为主，粟比较适合*河流域的地理气候条件。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石铲、鹿角锄等农业生产工具，而且开始制作和使用木质农具，如耒、耜等。考古学家在三河里遗址中发现了贮藏用的窖穴，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储藏剩余的粮食。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饲养业也比较发达，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动物非常普遍。渔猎业也在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骨镞、角质鱼镖、网坠等遗物的发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完善的狩猎和捕鱼工具。当时的人们还发明了一种特有的獐牙刃勾状器具，用鹿角作为手柄，可用来捕鱼和切割，是一种典型的多用途复合工具。
最值得一提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制陶工艺。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形状简单，伴有火候不足所造成的一器多色的现象。到了中期，以灰陶为主，陶制品的种类也有了明显增加。晚期则以黑皮陶为主，陶胎为棕红色，少数为纯黑色。轮制技术的广泛应用，使陶器制作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晚期还出现了快轮制陶工艺以及使用新的制陶原料，制出了一种质地坚硬、胎薄而均匀、色泽明快的白色、*色和粉红色陶器，统称为“白陶”。大汶口文化时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是以薄胎高柄杯为代表，其造型优美、色泽鲜明，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于一身，成为龙山时代蛋壳黑陶的祖先。
制石、制玉、制骨等手工业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石质工具多为磨制，并穿孔，出现了管穿法和凿穿法；玉质饰品有璜、玦、管等，大敦子遗址中出土了软玉制成的环刃小刀和硬度很高的碧玉铲。这些都表明大汶口文化时期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房屋建筑水平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房屋有圆形半地穴式，屋顶为木质的原始梁架结构，屋顶呈圆锥形；还有方形平地起建式，墙基挖沟槽，沟内填*土立木柱砌建而成。当时的房屋大多都是结构简单、面积不大的，虽然如此，这在当时也体现了人们的极高建筑创造能力。
再来谈谈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大汶口时期，墓葬已经形成墓群文化，墓与墓之间排列整齐，头的朝向基本是一致的。墓葬的集中和疏散排列，反映出氏族成员之间的亲疏关系。墓的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形式。中晚期后盛行木结构的葬具，有长方形椁，井字形椁和长方形木框上再套一个框。男女合葬墓的比重越到后期越大，这说明一夫一妻制逐渐得到确立；还有一种厚葬墓专门为保护氏族利益而死的人使用。随葬品的多少越到后期越是悬殊，而且男人多为生产工具，女人多为纺轮，这说明男女的分工已经明确，男性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女性从事家务劳动。随葬猪下颚骨也成为当时的风尚，猪颚骨的数量成为衡量财富占有量的标尺。随葬的獐牙勾形器则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充分说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原始氏族社会已经逐渐走向私有制。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民俗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另外，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是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汉字，在陶器上的一些刻符就是最好的证据。
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大汶口文化还存在着许多谜团有待我们进一步揭开。通过大汶口文化的遗址，我们也大致能够获得一些收获：第一，大汶口文化标志着一夫一妻制的广泛确立；第二，大汶口文化标志着社会从原始氏族社会走向私有制社会；第三，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内随葬品的悬殊差异，表明是奴隶制社会形成的初始时期；第四，大汶口文化时期是社会从母亲氏族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
大汶口文化为早期华夏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向前转动着，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旧的生产关系逐渐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制度必然要经历新的变革，私有制社会的产生也许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过程，大汶口文化作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推动了华夏原始文明的发展进程。大汶口文化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文化，对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每一个历史阶段中的文化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瑰宝。让我们多去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更好地来强大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