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读任正非在“实验室”的讲话，发现任正非有段话意味深长。
这两天看王国维的电视剧，王国维是鲁迅先生骂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回过头看这个人的哲学思想是很伟大的——当年张之洞去开矿山、办工厂，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王国维说：“振兴中华要靠哲学”。但是，他还是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最后投湖自尽，自杀了。中国有两个痛苦的灵*，以前说最痛苦的灵*是鲁迅，现在往前走一步，王国维也是中国最痛苦的灵*。王国维讲哲学才能改变中国，今天来看确实是这样的。
任正非说王国维是中国最痛苦的灵*，我不大明白，于是就开始找了半天资料以图理解王国维到底哪里有这么大的分量。
在这之前，我对王国维的印象就知道他的《人间词话》和他的跳湖自杀。但通过了解他那个时代名流对他的评价，我才觉得王国维是个大先生。
王国维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人生三境界”的划分：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年轻时候以为这个划分很美很有意境，后来觉得离第一境很远，现在认为确实是如此，但可惜仍然未达第三境地。
鲁迅说，“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研究甲骨文的《殷周制度论》被梁启超赞为出类拔萃，“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
王国维认为，“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
年，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做书记员的时候，梁启超是《时务报》主笔，两人的名望、社会地位可谓天壤之别，后来两人同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梁启超却坚持尊王国维为首席，自己甘居其后，可见梁启超对王国维的推崇。
但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巨匠，却选择在盛年自我陨落。
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跳湖自杀，年仅50岁。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是他留在口袋的遗言。
年9月21日，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对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做悼词，“……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而顾颉刚悼王国维：“他的学问，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保存国粹的；这是大错误。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而在方法上、思想上。”
“静安先生在二十年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注于考古学及史学。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做经书（圣道）看而当做史料看，圣贤不当做圣贤看而当做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胡适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蒋复璁说，“要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传统就不能不想到静安先生的道德与学问，在‘五四’后讲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条路子是他开创而有光辉的成绩。”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写到，“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对于王国维到底为何自沉，外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有个看法我觉得最有道理：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说道，“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以王国维沉浸之深，痛苦之切，应该就是如此吧，不然任正非也不会说王国维是中国最痛苦的灵*了。
在时代巨变面前，除了王国维“殉道”，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先生。
年11月的一天，梁济曾问儿子梁漱溟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年25岁，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年11月14日，梁济投北京积水潭自尽。后来，梁漱溟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研究人生和社会的问题。他说人生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人和物，人和人，人和自己。
故人已去，薪尽火传。
今天我们重新看王国维、李鸿章，实际上他们就是历史的歪瓜裂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时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所以我们从来不让你们去比论文数量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你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但做得也不够好，为什么说不够好呢，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也不能完全做到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经过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的，现在我们也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尽力去做。
哲学就是解决人的思想认知问题，当下的精英们都在说认知模型、思维框架升级，实际上，这个根底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振兴中华要靠哲学”，因为只有人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人的行为逻辑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现在的事情，为下一代打出一个更好的前站。
中华之崛起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