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之礼制
《礼记·表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代统治者遇事抉择的时候，就会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吉凶占卜，感应上天的指示，从大量出土的甲骨文祭祀卜辞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殷代统治者祭祀之频繁；
除此之外还需要祭祀各种*神、自热神祇以及先王祖先之主神。殷人在祭祀过程中，演化出一套严格、复杂、严密的祭祀程序，这既是对于礼仪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祭祀对象的尊重，以祈求*神、祖先保佑自己及其统治。
殷人的宗教观念以及繁复的祭祀活动成为了殷王及其奴隶主贵族有力的统治工具。祭祀过程中酒变成为了不可缺少的神圣之物。
殷商时期关于酒的定义，笔者在第一节里面对于“爵”会意解释发现“鬯”，这个“鬯”即称呼为酒。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对“鬯”的解释为：“鬯，以秬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鬯在甲骨文中字形类似于上部分为过滤酒糟的器皿，下面则为盛接酒的器皿，再加入香草，就是人们饮用的酒，也经常作为殷商统治者作为祭祀之物。
“秬”是一种黑黍，是一种粮食作为，可以体现酒作为祭祀之物的宝贵。那么盛酒的器物自然也是受到严格挑选，殷商时期曾将鼎作为食器，但是到了殷商末期，特别是西周初年鼎已经衍生为身份等级权力的象征，那么此时的鼎作为食器已经完全不符合时宜，需要祭祀的时候需要新的青铜器作为替代，“爵”的实用效果既可以做温酒器又可以做饮酒器，同时还符合正式场合庄严隆重的场景。
“爵”为何能表示等级秩序，笔者认为出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爵”作为饮酒的器物为贵族所有，而且“爵”的多寡也是反映着贵族身份等级的差别。
《礼器》有云：“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从《礼器》中可以得知此时社会已经有了等级制度，通过不同的青铜器皿区分等级，能够拥有爵者身份必定是尊崇的，此时的爵已经成为了身份等级的象征；
二是“爵”作为行尸礼的酒器而言，周天子关于行尸礼的记载：“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尸饮九，以散爵献士及群有司。皆以齿，明尊卑之等也。”
可见西周时期周天子用“爵”在行尸礼过程中献酒，根据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由高到低逐次献酒，献酒过程井然有序，体现了行尸礼过程中繁复的礼节，当这种仪式形成固定的制度时，便能显示爵作为等级身份的象征。
传世文献《宣和博古图录》中也有“爵”作为礼器的记载：“盖爵于饮器为特小，然主饮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实大。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
殷商时期统治者注重祭祀天地、*神等重大的活动，当然还包括平常礼仪活动“和宾客”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日常礼仪活动，“爵”在这些祭祀和日常礼仪活动中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礼仪，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这也体现爵作为礼器的重要作用。
《说文解字》中关于“礼”的解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礼”的解释来看，我们可以知道“礼”暗含着“祭祀的含义”。
中国的礼器在古代以玉器为主到以青铜器为主的礼器时代，因此《左传·成公二年》中就有：“器以藏礼”记载，可见古代礼器最初从器物中演化出来，器物中使用功能退而求其次，此时的器物更加重视其内涵的象征意义和礼仪上的功能。
此时的“爵”作为礼器重要之一，“爵”所蕴含着等级、尊卑、贵贱的象征意义，遂从器物转化为礼器，成为礼制的象征。《史记·秦本纪第五》：“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这是秦人祖先大费在舜、禹时期与禹一起治理水患，“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
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此条文献则记载的是秦人祖先在夏和夏末商初的活动历史，此时的秦人处于邦国时期，秦宗族作为夏王朝的附庸小邦。
《史记·秦本纪》中关于秦人始祖大业的记载为：“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
但是传世文献恰恰很巧的是殷人始祖也曾这样描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引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关于远古氏族的传说能够如此相似唯有殷人和秦人的祖先，秦人和殷人都将玄鸟作为自己祖先，不仅体现了原始社会时期氏族的图腾崇拜，也体现了秦人和殷人宗族观念相似。
有些学者认为秦人祖先来自于东方，是逐渐迁徙才到了西边，这也切合了秦人和殷人宗族观念相似，以玄鸟作为图腾崇拜。从费昌去夏归商到“蜚廉生恶来。
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
此段材料则记载的是秦人在殷商时期的活动，秦人祖先蜚廉、恶来父子都辅助商纣王。秦人的祖先属于对殷商奴隶主统治驯服的氏族部落，祖先蜚廉、恶来作为商纣王时期的宠臣，殷人完成了“爵”从器物转化为礼制的过程，形成了相应的制度。
而秦人祖先蜚廉恶来在此时处于商王朝中枢系统便能够很好地学习借鉴殷商时期的制度，便有助于完善秦氏族部落的文明发展，特别是处于“爵”从器物转化为礼制的过程，秦邦国必定也会在国内实行相应的制度，加强秦氏族部落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