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卜骨展品今年是甲骨文发现周年，“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通过近件甲骨、青铜、玉石、书籍等实物构成的叙事链条，共同讲述那段甲骨被发现与发掘的惊世过往，重温甲骨文背后的商周文明。
一名观众在观看展品“亚酌”青铜钺。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曲俊燕/摄
编者按：
多年前，商人将一个王朝的记忆埋入地下；年前，甲骨成学，却逢家国飘摇。有人将之视为生意，有人将之视为记忆，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罗振玉在刘鹗家中初见甲骨实物时的一句话，很能说明今日愿为甲骨学坐冷板凳、伏案研究数十载的学者之心境：“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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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听过“甲骨文”三个字。有人以此命名公司，有人用来命名书籍，你的手机里或许还有甲骨文表情包，而我们写下的每一笔汉字，都与甲骨文有着某种联系。
它离我们这么近，却又那么远。这些由细线条刻划出的古老文字留存在残破的龟甲、兽骨上。它们太过艰深，以至于被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时，慕名而来的观众大部分只能带着好奇来，又带着不解离开。
国博为这场甲骨文文化展取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名字——“证古泽今”。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前推了多年，商代历史由此成为信史。
所谓甲骨文，是多年前商朝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兽骨上契刻的文字。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古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不同，甲骨文一直绵延流传，逐渐演变成今天通行的汉字。甲骨文不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也被视作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
一片甲骨上完整形式的卜辞，包含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叙辞记占卜时间、占卜者和地点；命辞记占卜的具体事情，也是卜辞的核心内容；占辞是视兆纹判断事情的吉凶，是占卜的结果；验辞记录占卜过后的应验情况，但多数卜辞只有叙辞和命辞两部分。
甲骨上显示的商王朝，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迷信”的。从国家大事，诸如农业、*事、外交、气象，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都要算上一算。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说：“搞了40多年甲骨学研究，每次看到甲骨文都像在与多年前的古人对话。”
有一次，宋镇豪看到一则“内有忧，外有忧”的占卜，也跟着为古人担心起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征伐。宋镇豪觉得，这些甲骨文还原着失落的商王朝。它庞大、古老、神秘，却因这些文字的留存，显得鲜活起来。王病了，王做了什么梦，王遭遇车祸，王的妻子生男生女，王对战争担忧，奴隶逃跑了，天象不吉了……这些活生生的细节，都靠着甲骨文才让后世得以窥见一二。
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有触摸到中华文化根脉的可能性。而这一切，还要从一位关键人物说起。
年，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时任国子监祭酒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鉴定并开始购藏甲骨。不过，那时候它还不叫甲骨文，有人称之为“契文”“书契”“骨刻文”“龟板文”，也有人从功能上称之为“卜辞”。直到年，史学家陆懋德提出“甲骨文”这一称呼，这也要在殷墟科学发掘出土甲骨文以后才逐渐被接受。
3年，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出版；4年，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研究著作《契文举例》完成。这两部标志着甲骨文走向学术研究的著作里，“甲骨”还不叫“甲骨”。罗振玉为《铁云藏龟》写的序言里，称其为“龟板”。
甲骨文似乎有一种力量，能将人类拉回到自己的幼年时期，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于艰难与懵懂中，就算是饱读诗书的清末名家也不能例外。他们必须从“认字”开始，专业说法叫“考释”，即考证古文字的源流并加以解释。
因为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一些常用字比较容易识别出来，比如日、月、山，但更多甲骨文字直到今天还是待解之谜。目前，已经整理出的甲骨文单字约个，其中被释读，学界已有共识，能与现在使用汉字相对应的不到三分之一。
识字在当时是第一步，却还不是最要紧的。王懿荣在八国联*攻破京城时悲愤自杀，他的大批甲骨被刘鹗收购。刘鹗正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字铁云，《铁云藏龟》正是刘鹗在好友兼亲家罗振玉的建议下完成的。甲骨文也因此以拓印出版的方式，第一次从私人书房被推向学界。有人称之为“甲骨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并不夸张。
有轰动，就必然有质疑。当时的学者对甲骨文的真实性也存在疑虑，会不会是刘鹗、罗振玉为了吸引眼球“炮制”出来的？过去，青铜器、竹简、玉器等载体上铭刻的文字，学界都见过，但这骨头上的字，实在是未曾见过，又缺乏考据。
这些怀疑直接指向甲骨文发现的关键性问题：出土地点在哪里。8年，罗振玉多方访问，最后得知甲骨文的确切出土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村。他在《殷虚古器物图录》中写道：“光绪戊申，予既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为洹滨之小屯。”洹水，就是今天河南省北部的安阳河。年，他又考证出甲骨文出土地小屯村是“武乙（商朝国王）之墟”。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甲骨学与殷商史专家王宇信曾在《甲骨学通论》中讲到罗振玉考证地点的意义：“其一，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其二，扩大了甲骨文的搜求，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其三，扩大了殷墟甲骨文以外出土文物的搜求，为考古学研究积累了资料；其四，确知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对确定小屯村为殷商都城和甲骨文为晚商遗物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其五，甲骨文出土地的确定，进一步促进了年以后殷墟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从而为殷商考古学的研究开了先河。”
甲骨学早期研究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王国维，他确证了《史记》对于商王世系记录的基本可信。年，他完成了著录考释甲骨文字的《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还完成了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
王宇信说，王国维的“二考”标志着相关研究从“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殷周制度论》标志着对卜辞作综合比较研究的开始。在王国维的著述中，可见其对礼制、都邑等文字背后的内容进行探究。也是从那时起，兽骨龟甲上的文字，不再仅仅是“字”那么简单，学者的研究视野也不再局限于文字训诂。
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学者对甲骨重金求购，让盗掘变得更猖獗。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一曼说：“年来，殷墟甲骨已出土约15万片，其中大多数是年前农民私掘出土，科学发掘的有3.5万余片。私掘所得的甲骨，出土状况不明，且多属小片，大多数文字较少。”同时，大量甲骨流出中国，对我国学术研究造成重大损失。
私掘的问题所在，凸显了科学考古发掘的优势。刘一曼说：“考古发掘品，不仅可确知甲骨所出的具体地点、坑位、甲骨埋藏情况及同出的其他遗物等，还避免了鉴真辨伪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研究所刚成立不久，傅斯年便派遣董作宾等人到安阳进行大规模发掘工作，前后经15次发掘，加之从村民、私人处收购，至年共获得甲骨版。也是在此时，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与同仁达成共识，今后这些考古发掘品不供私藏，应留待公藏。
这是中华文明的幸事。考古出土的甲骨，大块、完整、文字较多。年，小屯出土的4版基本完整的有字卜甲，被称作“大龟四版”。董作宾据此作《大龟四版考释》，首创“贞人说”。贞人，即商代负责占卜刻辞的官职名称。而后，董作宾又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五期分法与十项标准，为后来的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可供遵循的体系。
而年6月12日发现的YH坑，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那是一个圆形窖穴，位于小屯村北张家七亩地中。在这里出土的刻辞甲骨片，其中卜甲就有片，完整的刻辞卜甲有余版。YH坑甲骨涉及*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是殷商武丁时期埋藏、商王室有意保存的一批占卜档案。我国甲骨学研究大家之一胡厚宣，根据此项发现并结合此前资料，写出《甲骨学商史论丛》两集。他的新见解对甲骨学和商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阻断了殷墟的系统性科学发掘，直到年春才得以重启，迄今仍在继续。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年，甲骨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凤瀚认为，甲骨文之所以被国际学术界重视，因为其证实与揭示了中国早期王国——商的存在，利用甲骨文深入研究当时的国家结构、*治体制、*事组织、生产方式、宗族形态、宗教观念等，及其与欧亚草原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人类文明史提供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国家模式。
朱凤瀚说，甲骨文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有不少卜辞，即使文字都认识，也未必能理解”。因此，甲骨学也被称为“绝学”，长期被视作冷门学科。不过最近，它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11月1日，纪念甲骨文发现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甲骨文发现以来首次国家层面举办的纪念活动。这一个月，从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到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人民大会堂到教育部，学者们一路奔波。在一次座谈会上，宋镇豪还颇自责地说，这些天他每天给自己定的工作目标都没完成，活动结束后要尽快回到学术环境里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宋镇豪的导师胡厚宣历时20多年，主持整理出版了《甲骨文合集》；现在，学生继续做着甲骨学的基础性工作。过去留存的资料是黑白、平面的拓本，如今随着科技进步，宋镇豪等学者正将高清照片、摹本与拓本相结合。他还在探索对甲骨的三维建模，使著录工作从二维转向全息，让甲骨蕴藏的文字以外的信息也得以著录。
近年来，学界探索甲骨文的活化利用时，既有甲骨文破译“一字十万”悬赏之下的学术成果，也有很多乱解乱用现象。宋镇豪说：“研究甲骨文，最大难题不是考字。人们常会陷入误区，好像好多字不认识。其实我们知道这些字在卜辞中是什么意思，只是没有今天的字能对应它。”朱凤瀚说：“考释文字宜将重点放在未能释读的关键字词上，使一个字的获释能解决一大片相关问题。”
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张*烺对“裒田”之“裒”字的考释，促进了有关商后期农作性质、农业生产方式与农业劳动者身份问题的解决。又如，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通过对一些甲骨文字的考释，综合考察了商后期的农业生产、宗族社会以及侯、甸、男等职官的起源。这都是由文字释读而解决一系列问题、并推动商史研究的经典范例。
与古老的甲骨文相比，甲骨学还很年轻，并且早已不是单一的对文字的研究。许多甲骨学专家在不同场合都提到，甲骨学需要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文化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背景，亟需复合型人才，也需要协同创新。
研究的基础在于，全国甲骨文“家底”的清查和著录。宋镇豪说：“最重要的是甲骨文的抢救性保护，要把甲骨文材料著录、公布出来，而不是藏在库房里。”
3年，罗振玉在刘鹗家中初见甲骨实物时的一句话，很能说明今日愿为甲骨学坐冷板凳、伏案研究数十载的学者之心境：“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因为刻骨，所以铭心
珂罗版、大数据、人工智能……甲骨文著录从来都是“高科技”
自甲骨文被发现至今的年间，发现、刊布的甲骨数量已逾16万片，想要了解研究它们，离不开各种甲骨文著录的书籍。回顾这些著录刊布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段有趣的历史。
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当推清末刘鹗编著的《铁云藏龟》（他更为人所知的作品是小说《老残游记》——作者注），印行于3年。自此以后，各种甲骨文著录的书籍便层出不穷。据刘一曼、韩江苏的统计，截至年，甲骨文著录书籍已达种之多。
受传统金石学著录的影响，早期甲骨著录多以拓片为主，有的或作摹本；但对一些在字口内填涂有朱砂的“涂朱刻辞”，以及一些用毛笔写在甲骨表面上的“朱书”“墨书”，传统的拓片就难以表现了。因此，早在年出版的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一书中，就已经采用珂罗版（又称“玻璃版印刷”，把要复制的字、画的底片，晒制在涂过感光胶层的玻璃片上而成——编者注）精印了四版涂朱大字的牛肩胛骨卜辞照片。瞧，甲骨著录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与当时先进技术结合的趋势。
得益于摄像技术、印刷技术的提高，如今的甲骨文著录书，一般都采用彩色照片、拓片、摹本“三位一体”的著录手段，为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甲骨信息。这一体例的最终创立当推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照片、拓片和摹本在阅读研究过程中各有短长、相辅相成——拓片可以忠实地展现字形，摹本对字形的表现更为直观，而甲骨形态、钻凿卜兆、颜色、以及一些拓片难以拓出的细小笔画则可以由照片展现。
甲骨文著录书内容的丰富与完善，也与甲骨学新的学术增长相互促进。随着甲骨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甲骨文研究不光要关心甲骨刻字的一面，甲骨的背面——有“钻凿”的那一面，对认识卜兆的形态、卜辞的行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许多著录书开始对甲骨的反面也加以著录。
美国学者方法敛可能是最早对钻凿形态进行著录的人，在《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中，已对甲骨背面的钻凿形态有相当多的摹写。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更是另辟一单独分册著录出土甲骨的钻凿情况，堪称自甲骨文发现以来，有关钻凿最全面、系统的著录，极大地推动了甲骨学对于钻凿形态的研究。
近年来，甲骨著录的信息更加丰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甲骨集》（宋镇豪、赵鹏、马季凡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一书，首开甲骨照片正、反、侧边兼具的著录样式。甲骨侧面边缘照片往往也能便于我们观察钻凿形态、锯截错磨等人为整治的痕迹；或是判断破碎甲骨茬口的形状，为下一步缀合提供依据。
早年间发现的甲骨多为盗掘所得，缺乏明确的出土位置、共存关系，这是甲骨所蕴含历史信息的重大损失。~年对安阳殷墟遗址的15次科学发掘，使得这期间所获甲骨都有着明确的“出土小史”，“它们的环境和一切情形都是很清楚的”（董作宾语）。这些甲骨著录在董作宾先生编著的《殷虚文字甲编》（商务印书馆，年）和《殷虚文字乙编》（商务印书馆年出版上、中册，科学出版社年出版下册）中，这两部著录也因之“开创了甲骨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著录新体例”。
此后，如前已提及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小屯南地甲骨》，以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云南人民出版社年出版）等书，都赓续了这一优良传统，提供了有关甲骨的诸多考古学信息。
一部好的甲骨文著录书，除了图版之外，往往还附有高质量的释文，并结合最新的甲骨字体类组及分期断代成果，对甲骨文进行分类、断代。近年来，随着甲骨缀合研究不断深入，一些甲骨文著录书还对所著录甲骨与已刊布甲骨进行缀合，取得了许多重要收获。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时代，甲骨文的著录已经不单单局限在纸质的书页上了。当甲骨文与科技相结合，甲骨文电子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就成为现实。现在，已有若干个著录甲骨文的数据库开发完成，如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合作建设的“殷契文渊”数据库、台湾“史语所”的“甲骨文数位典藏”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的“汉达文库”等，都可以利用计算机联网进行查询检索，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其中有不少资料库向公众免费开放，也对普及甲骨知识发挥着重要作用。
甲骨文作为一种多年前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而甲骨学作为一门专门之学，仅仅走过了年，又是崭新的。回顾甲骨学的历程，不难发现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虽然古老，但研究方法总是与时俱进——近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尝试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进行甲骨文组类的划分、甲骨的缀合，并且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甲骨学这一“冷门绝学”，正在逐渐地变成“热门显学”。
展望未来，研究甲骨，除了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来熟悉古文字、古书，向内用功之外，还要密切结合前沿科技趋势，向外用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随着与科技的紧密融合、与大众距离的逐渐拉近，甲骨学这个古老又崭新的学科正在迸发盎然生机。
管文韬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中国青年报年11月19日04版
从上至下从右往左，数千年来汉字为什么这样读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不过，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不足就非常明显，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行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书写的决定性条件。但事实上，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这时候的书写是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而就竹简而言，客观上也没有明确的适宜横写或竖写，同样构不成竖写字序的决定性因素。
“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所说：“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别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比如，甲骨是种不易写也不易刻的“不方便”材料，却被选为早期一个重要的书写载体，可见古人有时候对书写的目的更为重视，方便性反而是其次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
首先，地位优势。“生民之初，必方士为*”，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无论*治还是生活，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次，亲缘优势。很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那么，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如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甲骨占卜活动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对于这种“天垂象”式的自上而下，我们还可以找到几个辅证：
其一，骨板上多个段落阅读次序的设定。一个完整骨板上，如有若干段卜辞，那么这些段落的阅读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从下一段开始，按照次序逐段上读。这正好切合处于下方的占卜者先问问题，然后逐步往上，高居在上的神灵给予昭示的过程，也与占卜活动的性质相契合。
其二，古代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写照。如良渚文化中祭祀所用的琮，它外方内圆，竖立时就把方圆串起来，也就是贯通地和天。古代类似这种样式的祭祀用品，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如广东东南端的海丰县，曾发现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琮。可见，天地贯通应是先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共同观念，汉字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设定，不也正是这种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直观反应吗？
其三，对应“上达”“下传”方式。古代常用火烟作为祭祀“上达”的媒介，它是自下而上；那么表示“下传”内容的神昭示文字，自然就是自上而下了。
甲骨占卜活动的性质决定了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行序呢？
从甲骨材料出发，它通常可以分为几个对称区域，为此我们常看到为对称之美而设定的“下行而左”和“下行而右”两种方式，也就是说，行序是自由的，可见后来行款常单一地以“下行而左”，即行序“从右至左”为主，决定性因素不在甲骨。
那是不是竹简呢？目前我们尚未见到与甲骨文同时期的竹简实物出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竹简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所起的作用。
著名汉学家吉德炜曾提出“贞人备忘笔记”的说法，认为商代贞人有用于备忘的笔记，记录当时的占卜事项，等占卜应验后，根据记录再契刻甲骨。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笔记”，那么采用的书写工具可能有甲骨、竹简或帛书。而根据占卜活动的频繁和竹简的相对易写易得，竹简应是最常用的工具。
作为辅助的竹简，将自上而下的字序固定化，而行序相对灵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字序的恒定带来持简方式的固定化，最终促使竹简开发出最适用自身情况的行序。当然，如果吉德炜所猜测的“笔记”并不存在，根据甲骨占卜活动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处于“劣势”的竹简应该是这样的状态——虽然不具备决定字序的机会，但还是拥有决定行序的“权力”。
对于竹简，无论是先写后编成册，或是先编成册再书写，从右至左都是比较方便的，对此，不少学者已有丰富的论证，下面简单列举其中代表性的一二。
对于先写后编成册的情况，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中提到：左手持简、右手书写，便于写好的简策按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劳榦先生在此书《后序》中进一步详解：左手书写，所有空简放左边，写好依据顺序放右边，形成自右向左的顺序，最后装订就据此而来。
对于先编后写的情况，王凤阳先生认为：“原因之一是习惯势力的作用；原因之二还是书写上的方便。”“从右边写起可以边写边把卷着的简摊开，非常自然。如果从左边写起，腕下垫起大卷的竹简，写起来十分碍事，将编简摊开，移动起来也十分麻烦。”
据此，我们发现从右至左的行序应是来自竹简书写的作用。
通过甲骨占卜活动和竹简的配合，甲骨文和竹简都形成了各自的行款定式：甲骨行款——卜辞类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非卜辞类字序一样，行序除了虎骨刻辞外，基本采用从右至左；竹简行款——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
在此过程中，字形“不得不”作出一些配合性的调整，同时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配合性调整，如“马”“虎”等宽度较大的字形，为“自上而下”的统一需求，纷纷变得竖立起来，“典”“箕”等左右太宽的字形，把构件两个“手”下移；新的发展方向，如更
不过，汉字行款基本样式的真正确立，应是在周代。周代在继承商代的行款中，如同有意弱化乃至抛弃了甲骨占卜的方式一样，“商亡以后，骨卜之俗顿衰”，而单纯延续了竹简行款样式，统一使用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的行款，极少有例外。自此，被沿用数千年的汉字行款基本样式得以完全确立。与汉字相关的其他内容，可以参阅笔者的著作《汉字字形学新论》。
（作者系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李海平来源：中国青年报年11月19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