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学经典《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是二十世纪文学大家，他写作小说也创作诗歌，他和《日瓦戈医生》女主人公“拉拉”的现实原型奥莉嘉·伊文斯卡娅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传奇。伊文斯卡娅在《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这本回忆录中讲述了他们之间的爱如何诞生于一次偶然的相逢，这对爱人共同经历了多少考验，又怎样英勇地抵抗严峻的岁月。
伊文斯卡娅自小就崇拜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年，在《新世界》编辑部帕斯捷尔纳克与伊文斯卡娅相遇了，“镌刻在心上了”。而伊文斯卡娅回忆起那次见面，用的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啊，离开了我的神的脚步，我该奔向何处！”
伊文斯卡娅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伴侣，难能可贵的读者，缪斯、“厄革里亚”（希腊语“激励者”）。她是《日瓦戈医生》女主人公“拉拉”的原型，像拉拉一样，美貌，钟情于诗，披着凌乱的金色发辫，向人和命运敞开胸怀。当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无法同读者交流。伊文斯卡娅给他带来了勃发感情，两人都从事翻译，在翻译他人的诗歌中寻找彼此。伊文斯卡娅也是帕斯捷尔纳克晚期抒情诗的书写对象，他晚期的许多诗篇如《冬夜》《别离》《会面》《秋》《八月》《童话》《无题》等，也都由这段爱情引发。
伊文斯卡娅在年到年间写下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她化用了他的诗句，“《时间的俘虏》。他知道，当时光流逝，他的诗会留存，会在将来从时间的俘虏中响起，就像普希金的诗节在我们的时代喧响……我爱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因此有一点我不能自欺：我对他是必不可少的。我感激命运让我能与他同处于他的时间的俘虏中。”
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
[俄]奥莉嘉·伊文斯卡娅
[俄]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
李莎*柱宇唐伯讷
广西师大出版社
上海贝贝特
-5
#时间的俘虏
文
奥莉嘉·伊文斯卡娅
翻译
李莎*柱宇唐伯讷
普希金广场
一九四六年十月，《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从《消息报》大楼四层搬到了普希金广场一角。就在我们的新址，如今被我们当作大厅的位置，年轻的普希金曾在那儿翩然起舞。
编辑部的秘书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皮杜布娜娅送了我一张帕斯捷尔纳克朗诵晚会的票，朗诵晚会在历史博物馆的图书馆举行，在那里他将朗诵自己的翻译作品。我从战前的岁月到如今从未见过帕斯捷尔纳克。还记得那晚，我半夜回到家，对不得不给我开门而气恼的母亲说：“我现在和神交谈过了，别烦我！”
她挥了下手去睡觉了。我只得独自回忆消化这个图书馆朗诵之夜。
这大概是第一次，我近距离看到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
过了些日子，帕斯捷尔纳克开始经常来我们的编辑部。从编辑部的地毯通道上走进我的人生的他，表现出来些许野蛮的、非常规的、具体的雕塑性——这座雕塑出自某位天才之手，他明显不知道规则和尺度。这位天才的刻刀下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民族性的人，剑眉下一双明亮微斜的眼睛，这个人，他游走在整个世界的风景中。
当时我站在窗前，和娜塔莎正准备去吃午餐。
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轻佻地伸出准备好被亲吻的手，说道：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位您的狂热倾慕者。”
他就这样站到了我窗边的小桌旁——那个世界上最丰富的人，那个以云朵星星和风的名义言说，那个能找到如此公允的词形容男人的激情和女人的软弱的人。
外面下着冰冷刺骨的十月小雪。我裹着自己战前买的松鼠皮大衣。房间里很冷。
鲍·列在我面前躬下身，询问，我有他什么书。我回答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只有他一本书。
他很惊讶：
“那我给你弄几本，虽然书大部分都散掉了。我现在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自己几乎不写诗了。在译莎士比亚。您知道吗，我在构思一部散文体小说，但尚不知晓，会写成什么样子。想在那个您已经不记得的老莫斯科徘徊一番，想谈一谈艺术，认真想想。”
哦，我记得，他还有些不好意思地补了一句：
“真有趣，没想到我现在还有倾慕者。”
预感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只是预知某些巨大的变化——我当时只是被某种预感，被我的神那洞穿我的眼神所惊慑。
这是一种如此严苛，如此审慎，如此男性化的目光。这种目光绝不可能出错：向我走来一个人，这个我惟一必需的人，现在正是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是我的了。地震般的奇迹。
我带着巨大的恐慌回到家。
家里有妈妈和孩子们：七岁的伊拉奇卡和胖乎乎的小卷毛米佳。背后已承受过多少恐惧：伊拉的父亲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叶梅利亚诺夫的自杀，我第二任丈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医院死在我怀里。
还有妈妈突如其来的三年牢狱之灾。还有几次痴恋和失望。
而所有这些苦痛，或许都是为了让这世界上惟一重要的、不可违背的事物，显得更加明亮：这从遥远的十六岁向我走来的，真实有生命的魔法师。
就这样开始以诗为生
在我的青年时代，同辈人都疯狂地迷恋帕斯捷尔纳克。第一位把帕斯捷尔纳克的书带到我家的是尼古拉·霍尔明，我大学时的初恋。我不止一次地在春天的小路上徘徊，重复着那些有魔力的词句，虽然还不能完全领悟知晓其中的涵义。
霍尔明为我读《生活——我的姐妹》《越过壁垒》里面的诗，微微眯着蓝色的眼睛，有些刻意地甩动那一头叶赛宁式的金发。这让我觉得——他在用别人的神奇呓语来呓语。从那时起记忆中存留下一位朝圣者在夜里动人的悲伤告白：
不是那座城市，也不是那个午夜，
而你迷路了，它的信使！
——帕斯捷尔纳克《暴风雪》（）
我当时不敢说，能听懂这首诗的一半，只能着迷地望着霍尔明的嘴唇。但是，这些上帝的词语，全能的“微物之神”和全能的“爱之神”的词语，它们的发音蕴含着什么——我从那时起就能够感知。
到达索契疗养地后，我常常和这本神奇的小书独处。
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云朵
如我书桌上的一课……
当时我写下这样的少女情怀诗句。至今也不明白，当时还是小姑娘的我，为何会幻想着陷入这位异常复杂的先锋诗人的漩涡，为他而忧伤。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我，像大多数人一样，为那些未揭开的、我尚不能触及的未知秘密着迷。当然，准备不足常常妨碍探索诗歌形象的谜底，尤其是那对文学传统的忠诚更会产生不良影响。但谜底已经在空中飘浮了：春天——通过“出院病人”的一小包内衣。
春天，我自街上来，那里杨树奇怪，
远方担惊受怕，房子恐惧倒塌，
那里空气阴蓝，如同出院病人的
装满内衣的小包。
——帕斯捷尔纳克《春天》（）
凝固在春天枝条上的蜡烛头可以不被称为“嫩芽”！还有无唇的树叶，秋天的信使，还有那花园的桩型建筑，在面前凝住的天空……一切都惊人地明了！
在波塔波夫胡同的小房间里，我第一次准备好领受美妙的复杂。而随后，它们散落为精确且朴素的启示。
不知所措的神
回到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四六年。与神相遇后的第二天，我比平常晚一些回到我们的红色房间，因为去开编辑行业会议。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皮杜布娜娅，坐在入口处的秘书椅上，对我说：
“您的倾慕者来过了，瞧，那是他给您带来的。”
桌上放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里面有五本薄薄的诗集和译文集。
随后一切发展如狂风骤雨。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而我，下意识地害怕与他见面或者交谈，幸福感也逐渐衰退，我常迟疑地说“今天我很忙”。但几乎每天，在工作快结束时，他都会亲自出现在编辑部，我们常常步行穿过一条条小巷，林荫路，穿过广场，送我回波塔波夫胡同。
“我把这个广场送给你吧，想要吗？”“想要。”
有天他打
“您能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吗，或者比如邻居的，我不只想在白天给您打电话，晚上也想。”
我只好把奥莉嘉·尼古拉耶夫娜·沃尔科瓦娅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她住在我们楼下。以前我决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做。
就这样，晚上时常会传来敲击暖气水管的声音——我明白，这是楼下的奥莉嘉·尼古拉耶夫娜叫我去听电话。
鲍·列从某些彼岸的、非此世的话题开始自己永无止境的交谈。有些狡黠地，他总装作无意间提起：“别看我其貌不扬，我可多次成为女性流泪的原因。”
结果他现在再次重温起那段不得不靠为某个В小姐补课赚点小钱的往事。我的某些地方让他想起自己的初恋。
“我不想你将来为我哭泣。但我们的相遇无论对你，还是对我，都不是徒劳的。”
回到家，我给鲍·列写了首诗：
从第一天起视线变得模糊，
而她已经——不再爱你，
同时分开我，和你……
电话线如琴弦般紧绷，
又一次在你和我头上，
你的青春如同一场雷雨，
在失去神的国度上空掠过。
帕斯捷尔纳克与伊文斯卡娅
我们在跨越整个莫斯科的漫长散步时的聊天杂乱无章，根本无法把它们记录下来。鲍·列需要“彻底倾诉”，而当我刚刚回到家，暖气水管就传来了金属敲击声。我飞速下楼，奔向那永无止境的谈话，而孩子们带着好奇的目光看着我的背影。
随后一位陌生女性打来《新世界》编辑部找我，声音年轻亲切。打来的是柳霞·波波娃。柳霞向我讲述自己打电话给我的原因：
“有天我收到鲍·列的明信片：‘请速来，’他写道，‘我十分需要见到您。’
我就去了。他容光焕发，像过命名日那样兴高采烈。
‘您知道吗，柳霞，’他神采奕奕地说，‘我恋爱了。’
‘现在您该怎样处理自己的生活呢，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问，想象着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指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二任妻子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涅高兹的脸庞。
‘生活又是什么？如果不是爱，生活又是什么？’他答道。‘而她那么迷人，那么明亮，那么珍贵。如今我的生活中闯入了这个金色的太阳，这多好啊，多好啊。我从没想过，还能感受到这种喜悦。她在《新世界》杂志工作。我特别希望您能给她打个电话，与她见一下。’
‘当然可以，我去认识下她。’我这样回答闪着光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
然后我就往《新世界》打了电话。”
“我的生命，我的天使”
进入四七年，一月四号，我收到一张字条：
再次致以衷心的祝福。请在远方（暗暗地许愿）祝愿我尽快校对完《哈姆雷特》和《一九〇五年》，并重新投入工作。
您是如此可爱，愿您一切都好。
鲍·帕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第一张字条——字行上飞舞着仙鹤——这是第一次，它们向我飞来。
我们家的新年餐桌旁有孩子、妈妈、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德·伊·科斯特科（伊文斯卡娅的继父），还有这第一张字条。
同时编辑部的工作也一团糟。我不得不向鲍·列抱怨我的编辑工作中的很多困难。大家都明白，我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超出了编辑工作者和作者的框架。克里维茨基竟敢带着讥笑，发出这样性质的评论：“我很好奇，你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小私情会有什么结果呢？”他试图和我调情，就像他对编辑部其他女性一样。
当我激动地，或许可能有点夸张地向鲍·列诉说自己的不快经历时，他愤怒地对我说：“您应该马上离开那里，我会照顾您的。”
第二天，他打电话到编辑部，用一种略凄楚的语调说道：“我马上想对您说两件重要的事情。您能现在到普希金雕像这儿来吗？”
当我走到雕像旁，这是我们平时见面的地方，鲍·列在那里走着，显得有点不安。
突然，一种不寻常的语调：
“您现在不要看着我。我简短地表达自己的请求：我希望您能称我为‘你’，因为‘您’——这已经是个谎言了。”
我，脸红着，回到了编辑部……但感觉：今天应该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发生！
晚上九点左右，波塔波夫胡同响起熟悉的暖气管敲击声……
“我还没说第二件事，没跟你说第二件事，”鲍·列激动地低哑地说，“你也不感兴趣，我想说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用‘你’的方式相处，而第二件——我爱你，我爱你，现在这就是我全部的生命。明天我不去编辑部找你，我去你家院子，你下楼找我，我们去逛逛莫斯科。”
我满怀痛苦回到家，带着无限真诚和冷酷，写了封给鲍·列的信。准确地说，这不是信，而是忏悔书——写满了整整一学生练习本。
我写道，第一任丈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叶梅利亚诺夫是为了我上吊自杀，因为我嫁给了他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亚历山大·维诺格拉多夫。关于维诺格拉多夫流传着许多谣言。他是一个迷人的、内心宽广的人，但是，有这么一些人，却相信，是他写了造谣的告密信，说我的母亲在自己家里“诽谤领袖”，导致可怜的母亲在监狱待了三年。而我留在他身边（毕竟我们有一个儿子，而且他对伊拉也像亲生女儿一样），最后只有他的死，才让这可怕的一切结束。就在他去世后，我去找妈妈，没有火车票，藏在运士兵的闷罐车里，来到可怕的苏霍沃别兹沃德诺耶站，给她带去我的献血者口粮，甚至成功把她从那里给捞了出来。我等到了释放体弱者和病人的机会——那时还有这种惯例，把半死不活的她非法带回了莫斯科。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
“如果您，”我还是坚持称“您”，“曾经是许多眼泪的原因，那么我也是！请您自行评判吧，对于您的‘我爱’，对于我此生最大的幸福，我该如何回复。”
第二天，我走下楼梯；鲍·列已经在院子里停喷的喷泉旁等着我了。这里还混进一段可笑的插曲。妈妈出于好奇，从楼梯的窗户使劲探出身子往外看。当我走向鲍·列时，他惊慌不安：“有位女性差点从窗户里掉下来。”
见面非常简短：鲍·列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一下我的练习本。
夜里十一点半我就听到了敲击声，来到楼下公寓。迎接我的是奥莉嘉·尼古拉耶夫娜不满的言语：“柳先卡，我当然会叫你下来，但是已经这么晚了，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已经睡了。”
当时特别尴尬，但是否要告诉鲍·列，让他不要这么晚打来，我没下定决心。他的声音对我是种奖励：“我爱你；现在晚上我尽量自己独处，而且能看见一切，看见你坐在编辑部，那里不知为何有些老鼠跑来跑去，你想着自己的孩子。你就这样迈入了我的命运。这本练习册我会永远保存着，但是你要先替我保存，因为我不能把它留在家里，会被发现。”
就这样我和鲍·列跨越了这道界限，之后，我们都觉得还是无法满足，想要的只有：结合。但在这条路上遇到了许多看起来无法跨越的障碍。
这段时间我们无休无止地相互解释，在莫斯科黑暗的街道和小巷里徘徊。我们不止一次要离开对方，说好不再见面。但我们无法不见面。
我和妈妈，妈妈的丈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科斯特科，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们来自不同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由于战争，我的孩子没有真正的童年，幸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像父亲一般关心爱护他们。但孩子们或多或少还是会有点孤儿的感觉，特别是我的大女儿，伊琳娜。
帕斯捷尔纳克、伊文斯卡娅与她的孩子伊琳娜
这一天到来了，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第一次出现在我孩子的面前。还记得，伊拉奇卡怎样用细细的小胳膊撑着桌子，为他朗诵诗歌。我竟然不知，她竟然会背这么难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擦掉眼泪，亲吻了伊琳娜。“她的眼睛多么令人惊讶啊！伊拉奇卡，看着我！你楚楚可怜的眼神会写进我的小说里！”
《日瓦戈医生》中拉拉女儿卡佳的外貌，就是我女儿的外貌：“房间里走进来一个八岁的小姑娘，梳着两个小羊角辫。眼睛细长，眼角分得很开，使她显得又调皮又狡猾。当她笑的时候，微微抬起眼睛。”
但对家庭的怜悯以及犹豫不决的双重性格开始折磨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
四七年四月三日，我们在我的小房间相互解释至午夜十二点，情绪从欢喜转为绝望。
分手是悲伤的：鲍·列说，他没有权利去爱，所有美好的事物如今他都得不到，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而我不应该让他偏离已经踏上了的生活和工作的轨道，但他依然会一辈子都关心照顾我。
那是个失眠的夜。我时不时地踱到阳台上，努力倾听黎明，看着波塔波夫胡同当时尚幼小的椴树下路灯一盏盏熄灭……
后来的这两行诗写的就是它们：
路灯，像煤气蝴蝶，
清晨用第一次颤抖触碰……
——帕斯捷尔纳克《白夜》（）
而清晨六点——门铃响了。门外站着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原来，他去了乡下别墅，又返回来，在城里游荡了一夜。
我们沉默，拥抱……
那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星期五。妈妈和她的丈夫带着孩子们一整天都不在，去波克罗夫斯科耶斯特列什涅沃。
就像新婚夫妇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拥有我们的第一个白天。我替他熨平弄皱的裤子。他满怀着胜利的激动。确实如此：“存在着比夫妻更神秘的婚姻。”（出自茨维塔耶娃的日记散文《〈尘世的征兆〉一书节选》）
这个幸福的早晨，鲍·列在自己的一本红色的小诗集扉页写下题词：
我的生命，我的天使，我深深地爱着你。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
这本红色的小书有自己的故事。四九年，当我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所有鲍里亚送我的书都被收走了。当侦查结束后，一个长满青春痘的年轻中尉代表审判三人组宣布我的判决，鲍里亚被叫到卢比扬卡，取回属于我的书；他撕掉了那带有题词的一页。另一个清晨，当我从监狱回来，我们又重获幸福，甚至比原来还要幸福——但我依然责备鲍里亚：他怎么能撕掉那一页？如今是在书封面的反面留下了他的笔迹：“我取书回家，撕掉了题词。你会因它承受什么？！”
我默默读着这句话，并在下面写下自己的题词：“不必说，做得好：如果不撕掉，这本书纪念幸福——如今，这本书纪念不幸，纪念这场灾祸。是的！”
之后鲍里亚拿出他随身带着的一张照片，在反面他逐字重写了四七年的那句题词，在四七年的日期下面，又补了一句话：“这句题词是永恒并且无限的，只会生长。”但这句话写下，已经是一九五三年了。
“将激情引向破裂”
是的，四七年四月四日！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城中夏日”开始了。我的房子，鲍·列的房子都是空的。我们几乎每天都待在一起。
我经常穿着带小房子的日本睡衣在早上七点给他开门，这件睡衣后面还有条长长的尾巴——这被永久地记录在“尤里·日瓦戈的诗”中：
你脱下连衣裙，
好像树林抖落叶子，
当你投入怀中——
穿着带真丝流苏的睡袍。
你——是迈向死亡的恩赐，
当生存比病痛更让人厌恶，
而美的根源——无畏，
正是它把我们引向彼此。
——帕斯捷尔纳克《秋》（）
《日瓦戈医生》电影海报
这个夏天，椴树猛烈地开着花，林荫道仿佛弥漫着蜂蜜香气。在我们相爱的清晨持续着一种伟大的“睡眠不足”——就这样诞生了那些关于清水池塘林荫路上旷世弥久的睡眠不足的诗句。鲍·列早上六点走进我的房间……他当然睡不着——这就意味着，睡不着的还有林荫路、房屋和路灯。
当我用妈妈的龟甲梳子把头发全都盘在头上，望着镜子的“戴头盔的女人”就这么诞生了……“我爱这个头颅以及它全部的头发！”（出自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城中夏日》）
如今我们，那原本的两个人，已经消失很久了，但那别在我当时还非常浓密的头发中的妈妈的发梳，还有睡眠不足的椴树却走进了诗句中，并且远离我们，独自鲜活着——远离我，远离鲍·列，远离波塔波夫胡同的狭窄格子间。
在我们“电流通过”的那段时光里，伴随着伤感的乐章，时时也会发生一些滑稽有趣的事。
有天，那还是最初的时光，在寒冷的室外走了很久后，他有机会来我的小房间的微暖中坐坐（那次，可能是他第二次去乡下看看自己的家人），鲍·列从椅子向坐在沙发上的我扑过来。沙发已经很老了，于是一下子塌了——断了一根腿。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吓得跳开：
“吓死了！这就是命运，”他激动地说，“指出我的行为有失妥当！”
伊文斯卡娅
鲍·列憎恶家庭吵嘴。看来，遇到我之前他可是经历了足够多的家庭吵嘴。因此，当我开始或多或少尝试着进行些严肃对话，他总能早早察觉。面对我有礼貌的指责，他开始咕囔：
“不，不，奥柳莎！这已经不是我和你了！这已经是烂小说里的场景！这不是你！”
而我直接确定地说：
“不，是我，正是我！我是个活生生的女人，不是你想象出来的！”
每个人都坚持自己。
我不仅仅把鲍里亚当作丈夫。他走进我的生活，攻掠了所有地方，不允许任何一个小小的缝隙躲过他的注意。我非常喜欢他用一种充满爱意的、温柔的方式对我的孩子们，尤其是对早熟的伊琳娜。
我们的悲剧的最初时刻，妈妈的反应影响了伊琳娜对鲍·列的态度。当她看着我，一会儿把他的照片挂起来，一会儿又取下，撇撇嘴，语带轻蔑地说：“你真不自爱，妈妈！……”
而随着她的成长，这一切都变了。“我理解你，妈妈。”——她终于说，当她看到，我又一次把鲍·列的照片挂了回去。
某位成年人曾经对孩子们说：“孩子们，要注意，和经典作家在一起度过的每分钟，对你们都应当是非常珍贵的！”而这个严肃的官方术语“经典作家”，如此尊重和敬爱的词，到伊拉的嘴里变成了亲切温柔的“老经典”……
“老经典”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她非常敏锐地感受到他可爱又可笑的脆弱，以及他的伟大和慷慨。
我也常常有失水准，毁掉许多美好的时光。亲近之人的悲惨经历终究给我留下了痕迹，有时我会向鲍里亚提出自己对他有某些荒谬的权利。回忆起这些愚蠢的场景，我感到羞愧而且心痛。这就是鲍里亚写给我的，在大街小巷待够了之后，他一会儿在别人家大楼门厅和我争吵，一会儿又试图和解：
……我又准备好借口，
一切又变得没有意义。
女邻居，绕道后院，
留下我们二人独处。
不要哭，不要抿着红肿的嘴唇，
不要让它们充满皱褶。
你会触痛春季热病留下的
唇边的疱疹干痂。
把手掌从我的胸前拿开，
我们像电流通过的导线。
当心它再次把我们
随意地抛向彼此。
但是，无论黑夜怎么用
忧愁的指环将我禁锢，
人世间离去的欲念最为强烈
而后将激情引向破裂。
——帕斯捷尔纳克《倾诉》（）
“不，不，一切结束了，奥柳莎，”有次尝试分手时鲍·列坚定地说，“结束了，我爱你，但我应该离开，因为我无法承受和家人分离的剧痛。（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也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我的，开始给他出难题。）我们应该活在一个高等的世界，期待着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能让我们结合，如果你不能忍受，那么最好分开。在别人覆灭的废墟上结合，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但是我想再次提及，我和他，是“电流通过的导线”——分开与否已经不听从我们的意愿了。
他第一次心肌梗死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因我们分离所致；这一时期他最好的诗句都显露出这次分手的痕迹：
这人从门口望去，
认不出自己的家。
她的离去仿佛逃走，
到处是混乱的残迹。
——帕斯捷尔纳克《别离》（）
他把我们的相见幻想成不曾有过的奇迹：
雪阻塞道路，
堆满了屋檐。
我想出去走走，
你却站在门外……
——帕斯捷尔纳克《会面》（）
我们的“小铺”
当鲍里亚坚持（一九四八年初）让我离开《新世界》编辑部后，他开始系统地为我讲授诗歌翻译“课程”。
我从小就写作，热爱诗歌，并且能够感受诗歌，所以鲍·列对我说，“民族诗歌的列车停在我们的道路上”，而我完全有能力坐进前几节车厢，并且可以相信自己是个诗人译者。
他是个习惯于劳作的人，根据上帝的意志，他自身的创作、他完成的这些奇迹就是他的劳作。他在任何场合都极其珍视他人的劳动能力。他是所有半吊子的敌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自己第一位妻子去学绘画纯粹是消磨时间，而他对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她喜欢且擅长在菜园子里张罗土豆——持家能力的评价就要高得多，觉得她在这方面理智且有才。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鲍·列正在翻译山陀尔·裴多菲。这首诗是这样翻译的，仿佛重新写了一遍：
我的爱不是夜莺的修道院，
人们在那里被歌声唤醒，
当大地的一半还在沉睡，
却因阳光的轻吻变得绯红。
我面前正摆着一本山陀尔·裴多菲的小集子，上面有鲍里亚的小仙鹤：
“裴多菲”这个词在四七年的五月和六月成为一个暗号，我对其抒情诗的近似译文——契合文本需求——正是我对你和关于你的思考与感觉的真实写照。这本书送你，作为所有一切的纪念。
鲍·帕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三日
我们在一起的所有岁月，都在对别人诗歌的翻译中呼唤彼此。
就这样，裴多菲成了我们的第一次爱情表白。带着鲍·列代领稿费的委托书，我走去领取这份幸福，就像是拿着一张兑现这幸福的期票。
后来，我们的文学共同体成立了，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小铺”。一些诗歌由鲍·列开始翻译，然后我接上，让他有时间去写小说。我也开始有了不错的收入。
我与他一起工作，共同度过了幸福的一九五六年夏天。当时鲍·列在筹备出一本很厚的单卷本诗集，并为它写一篇自传随笔，而我在磕磕绊绊地翻译泰戈尔。需要赚钱，而赚钱则是通过自己喜爱的劳动。太幸运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呢？
我记得，在静谧的八月*昏，鲍里亚走进库兹米奇伊文斯卡娅在佩列杰尔金诺的房东，详见下一章。的阳台，我给他朗诵泰戈尔临终前的那首《远处响起钟声》。
我觉得，翻译这首诗对我来说是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炮火洗礼。鲍·列听后忍住感动的眼泪，说：
“奥柳莎，这是上帝赐予你的！译得非常好，很美。你是一位真正的大师。”
这种夸张方式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典型的风格。
而且他一行都没帮我修改。下一年出版的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文集第七卷里，我的名字——多么幸福啊——与他的名字交替出现。我们都记得这次出版。
选自《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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