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文献学”，其实就是研究一件文字化的“作品”，从酝酿、孕育，生成，阅读与流传的生命史。每一件作品都是活的，都有生命轨迹，有各种奇特遭遇，有的命运悲惨，有的险象环生，有的则一路平庸，有的跌宕起伏。
《周易》也是一个生命体，也有其文献学的源流。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流传的文献材料，还是出土的考古遗物和证据，都有助于《周易》近三千年来的生命史的研究。
今天要用文献学的视角，来确定一个非常简单的史实，没有《连山易》也没有《归藏易》。就如没有《河图》也没有《洛书》。河图洛书今天如此泛滥，原因有两个，一是所谓的经典里曾经有一句话，后来将这句话敷衍、创造成了“事实”；二是很多人在生命中有自己的心得体会，需要假借“河图洛书”来作为搭载和出口。
“河出图，洛出书”，只是《周易》“系辞传”里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至今没有太多的人明白。但意思不明白不要紧，这句话本身却是很容易变成明确的指向，编剧的人们把河当成*河，把图演绎*马负图；把洛当成洛河，把书当成龟背上印刻的图案。
其实仔细想一下就明白，这个过程已经实现了非常“戏剧化”的飞跃，为了创造戏剧化的场景，编剧和导演们在里面添加了形象化的背景，马和龟，又为了强化其神圣性和不容质疑性，又演变为龙马负图，神龟背书。为了进一步的神圣化，宋朝的朱熹在《周易本义》前面附了估计就是他自己学术团队，生生创意出来的这两张图——中间其学生蔡元定还发生过争论，到底哪个是河图哪个是洛书。从此之后，“河图洛书”才在世间有了形象化的载体，从一句话六个字，变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古代经典就如一棵大树，它掉下来的任何部件，都可以在大量好心的编剧者、传奇爱好者的施肥浇水疏枝促花之下，变成一棵新的苍天大树，甚至堆砌、附会成为一片新的天然森林。
现在很多研究、讲述《周易》的人，喜欢说有三种“易”，一种叫《连山》，一种叫《归藏》，一种叫《周易》。他们这么确定的理由却来自一个不确定的文献。这部文献叫《周礼》。从文献的源流上看，《周礼》并不是周朝的作品，也未必是周朝的礼制的持续汇编。它更大的可能是汉朝的一些学者们共同创造出来的作品。也就是说，如果客观一点儿，我们可以把《周礼》看成是一部汉朝人想像的一个理想国家的各种“官制”。它并非社会史实的真实记载，而是一些人创造的小说或者说戏剧化场景。
即使《周礼》这部小说的创造依据了一些周朝的官制小事实，也无法证明周朝的卜筮从业者，需要掌握的三种“易”，就是连山、归藏和周易。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周易》的版本，是在战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就依据材料说话的话，我们只能说，《周易》目前最早只能确定为战国时期的作品。《周易》的周，有可能是后来人添加和冠名的。它最多能帮助我们确定说，在周朝，用蓍草起卦占卜，是主流。它取代了商时代的龟甲占卜的主流。
那些说《连山》是夏朝的“易”（起卦方式），《归藏》是商朝的“易”（起卦方式）的人，则更是纯粹是理想化创造了。从出土材料来看，确实在商朝末期，已经有人零星地用蓍草来起卦，但这只是萌芽期，无法与龟甲占卜的主流相媲美。
更重要的是，周朝时代才开始比较真实地执行分封制，商朝时代，可能实行的都不是分封制，而是方国联合体推举制。而“夏朝时代”根本没有夏朝，如果有，夏最多也只是一个小国家，它与周边大量的方国、邦国、部落，共同编织成了当时的一个时代。只是因为我们历代用夏商周用得太顺手了，导致很多人不得不用夏来命名那将近上千年的历史时光。
后代的人因为太习惯于“王权专制”的朝代，因此，会无意识地用当时的社会状态去投射古代的时光，下意识地以为古代也应当如此。却不知道，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当下，无法看到过去，也无法看到未来。我们只会用现在的状态去幻想未来，用现在的状态去“影射”过往。这给我们的思考和讨论，带来了非常多无形的障碍。这些障碍说起来都非常的基础和易破除，但它就是如蚊子一般，特别容易形成骚扰。
人类基本上有四个阶段，一是神权时代，二是巫祝时代，三是王权时代，四是民权时代。在中国，基本上可以说，秦汉之前的时代，都是巫祝时代。在这个边界不清的时代里，巫祝们有很多方法与天地神灵感应和互通，进而转化为对其所在的群体的决策和指引，服务和协助。巫祝们到底用过多少的手法去与天地神灵沟通呢？仅以考古材料来说，有用石头来沟通，有用玉器来沟通，有用陶器来沟通，有用青铜器来沟通，有用兽骨来沟通，有用龟甲骨来沟通，有用筹策蓍草来沟通，还有用很多我们现在无法追溯的办法来感应和沟通。
目前来看，有三个方法一度成为主流，一是用玉来沟通，这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石家河文化、金沙文化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二是用兽骨、龟甲来沟通，这在商朝中后期的出土甲骨文里有很充分的呈现。三是用筹策铜钱来沟通，这个从西周之后到今天，都一直有体现。
一个方法向后有可能生长得越来越丰富，但绝对不可能往前推究到非常辽远的过去。筹策起卦法需要依托一些物质文明基础，比如基本的数学计算能力。人类创造或者说逐步积累出文字，一定首先出现的是数字，现在出土材料里最早的数字，也是在商朝末期。二是语言文字相对通顺应用能力，语言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极简陋的，它会有一个逐步丰富化、细致化的过程，这个一定是已经到了周朝之后才可能。三是记载这些文字的载体，无论是布帛、简牍还是青铜，也都是到了周朝之后才得到相对便利的应用。四是相对稳定而清晰的类似“事业单位”工作编制，才可能把一门技艺锻炼得精熟而可传承和可提炼。这个也在周朝才可能保持这个水平。
筹策起卦法比龟甲占卜法要来得简单、便利、易传承，也没那么血腥，因此，它逐步成为了主流，并发展出来了很多范式和复杂的感知和推演方术，这也符合一个主流方法被社会演化成熟之后，会被社会当成原料而继续嫁接、寄生、改造、融汇的一个必然发展。
中国所有的文献都有一个特别活化的新陈代谢史。每一个后来的人似乎都担负着一个使命，就是帮助流传到手头的文献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这个善意的优化过程，是后来者的意志和才华，融汇到文献体内以改造其基因的过程，有可能引来更好的流通和普及，但也是让它生命通道变得更加狭窄的过程，也是在它身上堆积更多外包装的过程，更是让其面目模糊、本真迷失，以至于后人不容易正本清源的过程。
研习《周易》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