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张莉（评论家）
观察者（排名不分先后）
李敬泽（评论家）
贺绍俊（评论家）
王尧（评论家）
邱华栋（小说家）
洪治纲（评论家）
邓一光（小说家）
邵丽（小说家）
杨庆祥（评论家）
徐则臣（小说家）
须一瓜（小说家）
鲁敏（小说家）
王手（小说家）
张楚（小说家）
弋舟（小说家）
哲贵（小说家）
乔叶（小说家）
盛可以（小说家）
计文君（小说家）
东君（小说家）
朱山坡（小说家）
田耳（小说家）
斯继东（小说家）
孙频（小说家）
蔡东（小说家）
马小淘（小说家）
马金莲（小说家）
甫跃辉（小说家）
雷默（小说家）
背景
年8月19日，在《江南》杂志社主办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评论家王尧直言，以他的阅读和观察，当前小说总体上并不让人感到满意，认为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王尧老师的发言引起了在座作家和评论家的诸多反响，《江南》杂志主编钟求是先生当即建议以此为题，展开更为广泛和持续的讨论。“非常观察”栏目随之跟进，先邀请评论家张莉女士主持该话题的讨论。张莉女士精心设计，从“今天的小说是否应该革命”和“小说如何进行革命”角度切入，向目前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发起了问卷调查，得到了六十多位小说家和评论家的热烈回应。
为了方便阅读，本次调查分为两次发表，第一期刊发的是二十八位郁达夫小说奖得主及评委的回答，第二期则为不同代际小说家及评论家们的看法。我们还计划拿出更多的版面，连续推动这一话题持久深入地讨论。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在于激活人们对小说这一文体的重新理解和思考，进而推动当代中国小说创作的发展。
（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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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这是一个前所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如何以文学创作回应这个变革时代是每一位创作者面对的难度或考验。它牵涉到小说的话语方式、文体习惯以及审美习惯的变化。甚至诸多人认为非虚构远比虚构更适合今天这个时代。在一个充满变革、危机和诸多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您会因时代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写作，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邓一光：工业革命之后，太阳系外航行、互联网、量子计算、AI技术、生物基因，这些科技主导的人类文明基本上全是对前文明的颠覆性发展，而文学是线性发展，讲故事这种行为源于原始知识体系建立，材料后于生活，连科幻小说也只能基于人类已有的发现和认知建立故事，小说家一直在从事自我进化工作，可惜和一枝独秀的科技相比，行动缓慢。其实何止行动缓慢，当下写作实践面临着感知和分辨的巨大障碍，现实生活变得从未有过的复杂，故事域境变得从未有过的混淆，人类在这个时代遇到的现实博弈和精神困境超过了以往数千年，与时代生活的断裂日益显见，人类精神的诸多方面都处于力有不逮的情况，可以说，知识体系和生命认知的颠覆不是在考验，而是在毁灭故事逻辑的传统基因。这种困境不唯文学所有，哲学和宗教这些人文学科也遇到了相应的尴尬，甚至给人一种文明衰退印象。
从根本上说，小说的月亏现象不是时代域境造成的，而是具体创造个体缺乏创造性预见和照亮，对现实生活无法给予有效言说的表现，在知识疆域被完全打破、认知选项更广阔的今天，已经不存在古今一辙的创造性工作了。
李敬泽：文学的问题决不能仅仅在文学内部来提出或解决，也不能从文学史逻辑里推导出来。文学必须把自己放回这个时代的广大问题场域里。比如年，一个重要的，但是尚未被充分理解的事件就是，八十年代在文学观念里建构起来的那个“个人”的坍塌，它重新成为了巨大疑难，这不是发生在小说里，而是发生在经验、生活、历史之中。我们需要的也许是，把小说放回到社会、时代的总体性中去，在对社会与时代、中国与世界的总体认识中考验小说、向小说提出问题。极端地说，就小说谈小说、就文学谈文学没有出路，不过是大家互相炫耀一下阅读经验；必须进入*治、社会，从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心理、伦理等等场域出发，在这个时代的生活现场和思想前沿中思考文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也就是说，可能不会有一种从文学内部演化出来的方案或潮流或“革命”，办法要靠每个人到广大的世界上自己去找。
鲁敏：求变，求突破，我想应当是大部分艺术原创者的职业要求，一个基本的自我期许，一个贯穿他（她）整个创作生涯的波浪线。
当然其呈现的方式各异，有的人是慢吞吞的，相对恒定的，自我节奏强大的。有的人是快速跑动型的，乐于试错乐于跳跃的。但不管怎么说，为了寻找自己独特的声音和风格，如话语方式、擅长文体、审美主张等，他（她）会不断地建立自我，继而又自我否定，建立疆界，继而又突破既有疆界——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其参考维度，有面向自我的内向维度，也有面向外部世界、时代格局、文学业态的外向维度。这两个维度的结构比例是因人而异的，也是难以截然分割的。非得说一个答复的话，就我目前的理解：内在的敏感、唤起、追求，是更有力量的。
另外，关于诸多人认为的“非虚构远比虚构更适合今天这个时代”的说法，真是听得蛮多的，也真的是感到人们，尤其是读者对于虚构的阅读期待，恐怕多少是有点什么误解。
假如世事万象是声色俱厉、荤素兼有的馅儿，非虚构写作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把它们统统都包上了，做成热气腾腾的包子给端上来，一口咬下去，啥都有。但虚构不是的，虚构不是要跟谁来比赛馅儿多么丰富、包子的褶多么复杂，虚构是书写乌有，以虚写实，以虚及虚，并以虚来反作用于实，极有可能，我随便说啊，虚构只是写了一个无能力的、发现皮子根本不够用的沮丧的厨子——可如果写得足够好，你可以分毫不差、甚至加倍地想象到那压顶而来的时代的馅儿。
虽有此辩，但不能否认当下文学现场的花开两朵，各有其状，非虚构的包子，挺多挺香。虚构的厨子呢，他的面孔可能还不够生动。
须一瓜：——我不迎合。
这个时代，是文学的沃土。中国作家一直在文学的沃土里，遗憾的是，我们大概一直在辜负、在浪费沃土。我对作家这个行当一直有魔幻的错觉，我经常认为，每一个卓越的作家就是立法者，他们制定小说的文体、审美、结构准则、话语方式。直到被另一个立法者，逼退忽略翻新超越。世界卓越的作家，构成了语言艺术霸道的王者之林。
非虚构的“时代适应性”，就我现在的认知与思考——也许之后我会有所修正——是写作者和阅读者，对文字艺术的领悟力整体性都不够“高级”的一种折射。也许是错位：高级的阅读，遇到低级的文本，或者高级的文本，不遇高级的阅读。所以，有声音说，非虚构更值得阅读。
因为职业原因，我长时间写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非虚构看起来直接满足了人们对真相的需求，你看，都摆在那了。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摆在那的，很清晰很精致摆出来的，未必是生活的底牌。虚构文字因为自由，更接近思想与真实的故乡。非虚构不少成功的大作，也在明显借鉴小说手段，它的话语方式、微妙的停歇、情绪的潜伏与盘旋等等，但是，它模仿不了成功虚构作品的“贯穿着思想性的率性表达”。所以，用一个跛足的比喻：非虚构作品，就像普通的鸟窝，它的建材基本来自客观外界，可以结实、可以温暖、可以新鲜？而虚构作品，它就像燕窝，它的建材基本源自主观，它是由内而外的产物，它是呕心沥血的作品，它提供并致力于高级的阅读营养提供。
弋舟：我想，其实是没有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好事的吧，有的只是我们难以自察地在跟着变。事实上也是如此，观察自己的写作——我的确有调整。但是我想，那些最初的审美，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变了，这事关忠诚，事关对于自己审美的信心与捍卫之的勇气。而且，即便想变，又谈何容易？
孙频：我一直以为，如果一个写作者能够随着外界的要求随时调整自己的写作，使自己的写作更符合外界对自己的需要，那这个写作者便不是真的需要写作，或者说，写作对于他来说，更是一种技艺，一种手艺活。但我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只是个体的一种精神分泌物，它是从内里从最深最暗处长出来的，不是被饲育出来的，也难以真正被驯化。可以随时调整的写作恐怕难以保持一种真正的精神气质。
田耳：一如前述，我认为一个作家其实是不变的，不可能在一种自我设计中，从路遥跳变为王朔还辗转腾挪进退裕如。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所谓的变化，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是内在的需求。变化只在一定范围内，而且须沿着正确方向。比如说有些作家写作之初触碰先锋写法，稍尝即止，转向传统，我认为这不是妥协，而是一条适合于初涉小说创作者的通用路径，且它是单行道，严禁逆行；如有谁自传统转向先锋，那就是文学路径上严重的交通事故了。不变就是死路，或者作为一个活人，变是容易，一成不变反倒存在巨大的技术难度。那意味着你拥有极为稳固的日常认知和三观向度，事实上我们被变化万端的社会裹挟前行，内心的摇摆不定只能是常态。比如说题材，这二十年里头我们都不知不觉间从乡村亦步亦趋进入城市；比如说语言，近年来我们避免不了卡佛极简主义的影响，行文造句或多或少都有了减肥的瘾头，还有几个人保持世纪初那种丰沛饱满？我们其实都在变，都在调整，但各自又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在别人看来，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一切作品都镶嵌在自己创作的脉络上，除非你的创作并无脉络。人也不必总是想要突然有了彻底改变，那真的只能比作揪着头发将自己扔出地球。必须承认一个人的创作自有它的限度和容量，大多数人只是勤奋地耕种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小说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求变就像一根鞭子随时抽在创作者身上，所以更多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会的是在鞭笞中不急不缓，保持自己步幅和步态，始终朝向内心认准的某个地方。
徐则臣：我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这种调整不是刻意求新求变，也不是简单、片面地迎合时代的变化，这种调整是建立在我对时代的变化的认知和我对文学的理解上。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世界变化了，世界观若还是铁板一块，那你的文学是有问题的。我们确实在经历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学也理当产生相应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丝丝入扣、亦步亦趋、刻板地对应，而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表现出某些有迹可循的渐变，当渐变进入质变，文学就呈现出某些显著的、具有某种对应性的独特表征。然后我们可以说，文学随时代的变化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文学史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如果深究为什么唐代的主流文体样式是诗，到了宋代变成词，到元代变成曲，至明清，则成了小说，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比如明清小说：到明清，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茶馆酒肆遍地，造纸术和印刷术也有长足的进步，才有可能出现四大名著这样的长篇作品来满足当世之人对历史和故事的巨大胃口。我相信秦汉的先民也喜欢听故事，但时代不允许出现章回体长篇小说，仅书写工具一条就不满足，我们能想象在竹简、帛书和羊皮上写上一百多万字吗？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神经，时代变了，神经的反应肯定也会变，尽管我们未必能清醒迅速地抓住时代的七寸，但我们起码不能掩耳盗铃，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这也督促我更加认真和开阔地理解这个时代；反过来，时代的变化，我想也会一点点进入我的作品。能否精准地逼近时代的真相，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写作要忠直于我对时代和文学自身的理解。
杨庆祥：我觉得对于真正优秀的写作者来说，时代并不会外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时代的造物，在这个意义上，找到了自己也就是找到了时代，表达了自己也就是表达了时代。对一个诗歌写作者来说，我在我自己身上建立起了全部的时代。
王尧：即便时代没有大的变化，写作者总是处于调整之中。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