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西華師範大學寫本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年:-3
頁數:
定價:86.00元
ISBN:-7---1
目錄
吴承學教授、許結教授、程章燦教授題詩發刊詞卷首語
什麼是寫本學——榮新江、伏俊璉、游自勇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對談錄
歐洲實物寫本學簡論馮婧
法藏敦煌遺書P.的寫本學研究王使臻
敦煌寫本S.+S.+S.+S.綜合研究郝雪麗
日藏古筆切《贈鄭員外》詩與《七老會詩》叙考陶新昊
藏文寫本古籍紙頁殘片的顯微分析易曉輝、索朗仁青
藏文古籍寫本邁向刻本時——以元刻為例薩仁高娃
嶽麓秦簡《尉郡卒令》初探周海鋒
北大漢簡《蒼頡篇》釋文商兑張存良
《搜神記》所載周幽王生年補證邱奎
雜史類清抄本十種叙錄沈蕙
清代南部縣衙檔案俗字考證唐樹梅
姚華碑帖觀探析----以《弗堂類稿·序跋》為視角的解讀鄭海濤、趙欣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成果選登
S.+S.寫本校錄及研究重大項目課題組伏俊璉執筆
伍非百與湯炳正——四川現代學術史上一段珍貴的友誼湯序波
蔣禮鴻致王重民信劄鉤沉王安琪
廣訪博咨達道義搜求餘光通古今
——趙逵夫主編《隴南金石校錄》文化價值論析蒲向明
吴承學教授、許結教授、程章燦教授題詩
吴承學教授題詩
雕版精嚴寫本親，琳琅墨迹見風神。
晉人文集今雖在，不及蘭亭意趣真。
許結教授題詩喜接西華訊，新刊論學方。
秦文驚睡虎，寫本話敦煌。
君植三株樹，我觀五色章。
有心勤一得，千古自流芳。
伏俊璉教授主編《寫本學研究》將刊行，奉短律以賀
程章燦教授題詩《寫本學研究》創刊，奉題四絶致賀
察刻虛勞有郭香，刀鋒誰復認中郎。
不如一紙樓蘭字，想見羲之筆勢長。
文書董理集叢殘，滿檔珊瑚間木難。
一自橐裝經卷去，莫高風雪月光寒。
尺書待我若親交，日記窺人自解嘲。
最愛詩文存稿本，教從塗抹學推敲。
無涯無益墨相磨，野徑蕭疏少客過。
且喜春風昨宵起，臨流行看柳婆娑。
己亥六月酷熱之日程章燦并書發刊詞
年3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開題論證會上，中山大學吴承學教授提議應創辦一份“寫本學”學術集刊，與會的十多位學者都表示肯定。經過兩年多的籌備，《寫本學研究》創刊號出版了。寫本學發軔於歐洲學術界，源於對埃及紙草文書、古碑銘以及死海古卷等新發現的研究，其後逐漸擴展到對世界各地古寫本的研究。我國學者的相關研究，始於西域敦煌邊塞遺址中發現的漢簡、敦煌莫高窟石室中出土的大量5-11世紀的紙寫本，其研究大致還是沿用傳統的刻本文獻學的理論和方法。近10多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從寫本學角度研究早期文獻，與歐美日俄等國家的寫本學研究者的交流日益頻繁，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西華師範大學於年成立了寫本學研究中心，整合學校寫本學研究的師資力量和資源，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集中在敦煌吐魯番寫本、簡帛寫本、清代契約寫本、碑刻、古代書畫等領域進行研究。我們創辦這樣一個寫本學研究的專刊，一方面作為西華師範大學寫本研究成果的刊布平臺，向海内外學者請教。更重要的是，希望得到海内外同行的關注和支持，熱切盼望他們惠賜大作，讓《寫本學研究》成為呈现國内外寫本學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動態的園地。令人欣慰的是，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對我們非常支持，表示願意與西華師範大學合作編輯《寫本學研究》。年4月，我們簽訂了《西華師範大學與國家圖書館學術合作意向書》。國家圖書館藏有多萬件善本古籍特藏，其中甲骨金文拓片、歷代石刻拓片、敦煌遺書、古代典籍抄本、以及近現代名家手稿，珠玉滿堂，且專家雲集。能得到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的支持，我們感到十分榮幸。另外，國内寫本學研究的相關專家，英國、日本、德國、法國、俄羅斯等國家寫本學研究的學者，都支持我們的工作，樂意擔任《寫本學研究》的顧問或編委。在此，向他們表示誠摯的感謝！《寫本學研究》擬主要設“簡帛寫本”、“紙寫本”、“碑石”、“寫本學理論”、“國内外寫本研究動態”等欄目。這些欄目，不是每一期都固定開設，而是根據來稿和研究情況確定。或者還可能增加一些專欄，如“書法寫本”“文圖寫本”等。其中“紙寫本”欄目是本刊的重點。我們講的紙寫本，不僅包括“寫本時代”的敦煌吐魯番寫本、日本藏奈良平安時代的寫本，還包括“刻本時代”的稿本和抄本、檔案文書寫本、近現代名人手稿等。有學者主張將“寫本”和“抄本”（鈔本）加以區分，如認為“寫本”是照底本不作任何改動，“鈔本”則是部分摘錄或進行改動；或者認為宋以前的稱“寫本”，宋以後的稱“鈔本”，如唐寫本、宋抄本等。我們認為，從研究的角度講，這樣的區分是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放在整個歷史長河中，二者的區分是很難的。不同時期、不同學者或區分，或不區分；即使區分者，標準又不一樣，無法歸納出一個統一的準則。所以《辭海》解釋“寫本”“抄本”用互見法，這是對的。另外，我們每一期將邀請國內外寫本學研究專家撰寫一篇《卷首語》，就寫本研究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和闡述。創刊號我們還沒有約到合適的文稿，姑且由我來寫一篇，作為引玉之磚吧！伏俊璉年12月25日卷首語
伏俊璉
簡牘寫本至少在殷商時期就已經存在了，帛書或許略後一些。簡牘寫本流行的同時，我們的祖先曾用龜甲和牛的肩胛骨作為載體，刻寫祭祀占卜等重大事件，也曾把重要的事情用文字鑄造在金屬器皿或雕刻在石頭上。但甲骨文主要是占卜祭祀之用，是人和神交流的載體；金文和石刻主要具有功德紀念性質，與古代隆重神聖的祭祖有關。甲骨文、金文和石刻都不是用來進行社會交流的。所以，簡牘寫本才是我國最早、使用時間最長的寫本形式。如果從殷商後期算起，至少有年左右的時間。東漢開始，簡本與紙本并用，到了東晉，簡牘遂步退出歷史舞臺，我國歷史進入紙寫本時期，直到北宋時期印刷術逐漸普及，成為文字傳播的主要方式。刻本時期，寫本繼續流行，甚至許多重要典籍、官府文書等都呈现寫本形式。至於古代留下的大量的稿本、抄本、名人手劄以及民間契約文書等，是古人手與心的悠然契合，是研究中華文化的重要資料。所以，方廣錩先生說，紙寫本研究的缺失，起碼使七百年學術文化之依託難明。加上簡牘寫本，則是兩千多年學術文化的依託。
寫本時期，人們製作寫本，有兩個目的，一是典藏，二是個人閱讀使用。官府收藏的經典文書，主要是為了典藏。民間流傳的寫本，主要是為了自用。典藏的寫本具有整體性和定本性質，比如五經，就是以整本書的形式典藏著。個人閱讀使用的寫本則體現著寫本製作者的愛好、個性和習慣。典藏寫本的製作者主要是祝和史，祝和史都是世襲的官職，具有神聖的職責，他們是文化的掌握者，也是典籍的守護者。個人自用寫本的製作者主要是士人或下層有文化者。近百年來，出土了大量從戰國到晉代的簡帛寫本，也出土了公元5世紀到11世紀印刷術盛行之前的紙寫本，最為典型的就是敦煌吐魯番寫本。根據這些材料，並結合傳世文獻的記載，我們對簡牘寫本，尤其是個人所用寫本有以下認識。
第一，一個簡牘寫本（一卷）到底是由多少枚簡編聯而成，由於出土的簡繩大都朽爛，無法準確判斷。根據簡的長度，書寫的款式、字體等大致推測，官府文書要多一些，比如居延的“兵物册”有77枚簡，出土時是卷在一起的；秦律規定，上報官府的簡不要超過百枚以上；北京大學藏西漢簡有多枚者。而民間流通的主要供閱讀的簡，四五十枚簡編聯者最為常見。秦漢簡以經書簡最長，有二尺四寸，約56厘米。寫傳記或信劄檔案之用的簡一般長一尺（約23厘米），每簡可以書寫40字左右，一個簡牘寫本可以抄到甚至到字左右。我們看傳世本先秦子書，《老子》上下篇，用兩個寫本抄錄，每篇字左右。《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則每篇平均近0字。一個簡牘寫本可以抄一篇文章，也可以抄幾篇較短的文章。余嘉錫先生《古書通例》論及的“古書單篇别行之例”，正是寫本時期的普遍現象。即使官方典籍，在民間流傳的，往往是其中的一部分。如《詩經》文本，傳世本中《雅》《頌》是十篇為一組，一組就是一個寫本（一卷）。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詩經》簡，《風》詩也是十篇為一組，如“衛十扁（篇）”“秦十扁（篇）”“陳十扁（篇）等。民間流傳者可能與官府本的寫本不一致，比如《詩經》有不少“組詩”，就是當時流傳的“一個寫本”遺留的痕迹。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看到的大多是單個寫本。如屈原的《離騷》《天問》《招*》《哀郢》，韓非子的《說難》《孤憤》，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司馬相如的《子虚賦》《上林賦》等都是單篇流傳。至於劉向受詔整理圖書，就是把官府收藏的寫本和民間流傳的寫本匯合整理，編為適合於“中秘”典藏的圖書。
個人自用的寫本最當注意者是一個寫本抄數篇文章。這數篇文章，可能在內容上屬於同類，也可能關係不密切，寫本製作者為了某種用途而匯抄在一體。比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根據竹簡字體款式判斷，《子羔》《孔子詩論》《魯邦大旱》三篇為一個寫本，而這一個寫本有一個總題目《子羔》。有學者説這是毫無關係的三篇文章，其實它們抄在一個寫本上，有一個共同的題目，是寫本製作者認為這三篇關係密切。我們初步判斷，《子羔》記載孔子對古史的看法，《孔子詩論》是孔子對詩的認識，而《魯邦大旱》則是孔子對*神的認識。此寫本的製作者一定是一位大儒。這種情況在傳世文獻中也不少見。如《韓非子》有《存韓》篇，就是由韓非的《上秦王書》和李斯的《上秦王書》《上韓王書》三篇文章構成的，而其總的題目叫《存韓》，只概括第一篇的意思。《莊子》的《天下篇》包括了《天下》和《惠施》兩篇文章，《盜蹠》也包括《盜蹠》和《子張》兩篇文章，由於《惠施》和《子張》在早期的寫本中已經混入《天下》和《盜蹠》篇，以致後世學者認為已經散佚。《荀子》中這種情况更多，楊樹達先生《古書疑義舉例續補》有“文中有標題例”一節，集中講《荀子》中的一些篇中包含數小篇的情形。
第二，個人所用寫本的製作者沒有定本意識，寫本不是了保存原貌，而是挑選於我有用的部分，具有“摘錄”性質。比如郭店楚簡有三個《老子》的寫本，與今本差別很大，有學者認為是早期的《老子》的文本，裘錫圭先生認為是依據不同的主題或需要，從已經成書的《老子》中摘抄而成，是《老子》成書之後的摘錄本。《老子》作為一部以“養生”為主題的格言警句的彙集本，不同的讀者從中挑取自己感興趣的内容，或者加以補充改造，這是寫本時期文本形成的方式之一。銀雀山漢墓出土了《王兵篇》，根據簡的形制和字體，可以判斷為一個比較完整的寫本。《王兵篇》不見於傳世文獻，其內容散見於今本《管子》的《參患》《七法》《兵法》《地圖》等篇。整理小組認為，《王兵》是一篇完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有明顯的摘錄拼凑改編的痕迹。寫本時期，這種“摘錄”是形成新的寫本、新的篇章的主要方式。流傳到現在的先秦時期的一些文章，像《韓非子》中的幾篇《儲說》《說林》，賈誼《新書》中的一些篇章，甚至劉向集成的《說苑》《新序》等，其形成過程大致如此。吕思勉先生論及中古時期的“鈔”字，曾這樣說：“今云鈔者，意謂謄寫，古則意謂摘取。故鈔書之時，刪節字句，習為固然。”所以“抄本”（寫本）選擇自己有用的抄錄，是題中應有之意。
第三，個人所用的寫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抄完一篇文章後總是把自己的感想評論寫在後面。這些感想或評論形式多樣，不拘一格。或抄錄同類事例，或記叙事情結果，或發表感想，或加以評說。如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共抄錄了十六章内容。張*烺《春秋事語解題》說：“這十六章的文字，記事十分簡略，而每章必記述一些言論，所占字數要比記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見，也有評論，使人一望而知這本書的重點不在講事實而在記言論。這在春秋時期的書籍中是一種固定的體裁，稱為‘語’。語，就是講話。語之為書既是文獻記錄，也是教學課本。”寫本的製作者在抄錄文本前把背景、閱讀感想或總結寫在前面；或者抄錄之後又引發了諸多感想，有補充的材料，而寫在後面。這就形成了寫本中的文章有引序或評論的部分。寫在前面的，就形成了後世的序。如《公孫龍子》第一篇《迹府》（散佚不全）前面的一段文字：“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這明顯是一段提要介紹性的文字。寫在後面的，則如同贊語，史傳的贊語當是這樣形成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在太史公評語之後，還有一段話：“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揚雄為司馬遷之後的人，這幾句肯定是後人評語而抄入正文者。
所以，寫本時期，寫本的製作是很個人化的，一個寫本蘊含着製作者的思想、知識和情感，尤其是簡牘寫本與紙寫本相比，更有其特殊性。我們看漢簡上的字，起筆乾淨利落，收筆果斷遒勁，疏密對比强烈，尤其是那一字千鈞的收筆大尾，是大漢宏闊的文化心態與簡牘媒介的天然契合。一枚一枚的簡用兩道或三道繩索編聯在一起，簡之間的空隙形成自然的格欄，格欄的天然空隙與堅硬的簡木之間形成了强烈的立體感，激發書寫者的無限想像。當柔軟的筆鋒與堅硬的簡體接觸的一瞬間，那是至陰和至陽的相遇，是水與石的撞擊，而作為主體的書寫者，他的激情，他的生命，都在這相遇中勃發。所以，我們欣賞簡牘寫本，就是在立體空間形態的感受中體會作者的內心世界。當年漢武帝閱讀司馬相如《大人賦》時，“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除了賦中的神仙主題外，簡牘寫本的形態也是造成這種感覺的原因。
編輯：朱利華排版：孫逸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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