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6/13 2:08:00
王可风在长期从事民国档案工作的实践中，不仅“深入探索整理民国档案过程中带有规律的问题”，在“收集、整理、保管和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且还在档案史料学、中国档案史等专题教研的过程中，比较深入地论述了自己对于中国“最古之文字”——甲骨文的独特思考。甲骨文是我国“至今所知最早最多的契刻文字的档案”王可风在其论著中明确地指出，档案这个名词尽管在清朝时才被确立下来，一直沿用至今，但在我国历史上却有着种种不同的名称。“至今所知最早最多的契刻文字的档案”就是我国近代在河南省安阳县（今安阳市）小屯村发现的甲骨文。其惊天现世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年前后，河南省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村民在洹河河畔耕种的时候，无意之中“在*土层下掘发了无数龟甲兽骨的破片，骨上多刻着原始的文字”。而当地的村民并不认识这些文字，更不会想到这些被当做“龙骨”药材出售的龟甲兽骨上，竟然镌刻着我国“最可宝贵之史料，最古之文字”。是时，担任清*府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惊奇地发现这些刻在“龙骨”上的文字“行列整齐，非篆非籀”，随后“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故此，王懿荣成为了发现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亦有人称其为“甲骨文之父”。随着甲骨文的不断现世，它的巨大的学术研究价值，逐渐“为东西洋学者所倾服”，渐渐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无限兴趣”。王懿荣去世后，他收藏的大部分甲骨被《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所收购，再加上其自身搜集的甲骨，总数“约过五千片”，于年刊印了甲骨文著录行世的第一本专著《铁云藏龟》。年，考古学家罗振玉经过多年探查，终于确定甲骨文的发现地是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并在甲骨文中发现殷商“帝王名谥十余”，于是恍然大悟：此甲骨卜辞，“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他痛感“骨甲古脆，文字易灭”，遂令亲友广为搜集，前后购得甲骨超过两万片，先后编成传世著作《殷墟书契菁华》等4部。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甲骨文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堪称“贡献最大”。文字学家孙诒让在甲骨文刻字结构和意义方面的专著《契文举例》，则是“开创性的著作”。此外，欧美传教士方法敛、库寿龄、明义士等也在中国广泛搜集甲骨，后来陆续出版《殷墟卜辞》《甲骨卜辞七集》等著作。嗣后，“一片甲骨惊天下”，研究甲骨文的学问渐渐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甲骨学。而殷墟甲骨文则与敦煌遗书、居延汉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史料四大发现。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献史料”王可风在其论著中恳切地指出，我国是世界文化发达的最早的国家之一，远在多年前的殷代，即有了文字可靠的历史一一甲骨文的纪录。甲骨文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文献史料”，而且还是“中国最早的文书档案和史料”。在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史料工作和文书档案是合在一起进行的，是文史不分的。同时，史料工作还和宗教的膜拜混在一起。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甲骨文作为文献史料的形式而存在，是“阶级统治的产物”。它伴随着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的出现而出现，当时由*府设官管理。由此可知，奴隶主阶级已经开始利用甲骨文从事现实的*治斗争。到殷代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史料工作就开始脱离宗教的膜拜而独立发展了。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记载，这些长期埋藏于殷墟地下的“我国最早的文献史料”，在被中外学者深入研究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遭到觊觎者肆意劫掠的破坏。殷墟位于洹河河岸，“冲塌甚多”，本地“无知之人”，“日夜打扰”，以求得利，每年“不知凡几”，古董商人“真伪相杂，售之国外”。据学者统计，从年至年间，规模较大的猖狂私掘达到9次之多，从而造成了巨量甲骨的损毁和流失。年10月至年6月，国民*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结束了国家“既无妥为保护或彻底发掘之举”的不利局面，迎来了久违的科学考古的盛举。通过科学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甲骨、青铜器、石器和陶器，以及王陵墓葬和宫室建筑遗迹等，基本上探明了殷墟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结构，同时亦发现了包含有1.7万余片甲骨的“地下档案库”。这些考古成果，不仅为重建殷商时代的信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证据，还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美国学者罗杰斯称赞说，殷墟考古“堪与……对特洛伊遗址的发掘相媲美，二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甲骨文是“研究殷商时代社会历史的最好记录”王可风在其论著中简要地指出，我国有档案的存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远起于殷商，距现在已经有多年以上的历史了。档案的形式，虽代有变更，但档案记载当时的社会制度、生活、文物和精神都是一样的。尽管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档案“多带着宗教迷信的意味”，但是在甲骨文上记载有当时人们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记录，从而可知殷商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况。因此可以说，甲骨文是“研究殷商时代社会历史的最好记录”。记载殷商时代渔猎、牧畜、农业和贸易情况的典型甲骨文档案有：一是记载有渔猎情况的甲骨文档案。“丙戌卜丁亥王阱?鹿，毕。允毕三百又四十八。”二是记载有牧畜情况的甲骨文档案。“卯卜王牧。”三是记载有农业情形的甲骨文档案。“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四是记载有贸易情况的甲骨文档案。“戌申卜口贞大有其四贝。”事实上，渔猎活动在商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商代遗址中发现的网坠、镞、弹丸等渔猎工具，都可以在甲骨文当中找到相应的文字。商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经过鉴定，属于野生动物的有象、犀牛、熊、虎、豹、野猪、狐、獐、麋、鹿、羚、獾、猫、兔、鼠、各种鸟类及青鱼、鲫鱼、草鱼、田螺、蛤蜊、鳖、龟、河蚌，甚至有海产鲟鱼、鲸鱼、海蚌、海贝等，其中绝大部分应是渔猎活动所获。牧畜活动在商代也非常兴旺。后来所谓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此时都已经具备。这一时期饲养的家畜，除了用于食用外，大量用于祭祀活动。一次祭祀活动，少则几头、几十头，多则数百头，甚至上千头，甲骨文中有一次祭祀用千牛的记录，这也反映了当时牧畜业具有相当的规模。农业是商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商王和各级贵族都非常重视农业。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对农业生产进行占卜的记录，涉及求雨、收成、耕作和督令生产等方面。人们常说的“五谷丰登”中的“五谷”——黍、稷、稻、麦、豆，在商代都已经具备。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郑州市白家庄商代遗址中发现稻壳痕迹，在河南省安阳市后岗杀殉坑中发现小米遗存，从实物遗存印证了甲骨文的记载。甲骨文中的“田”字，更是商代田地经过田垄和沟洫规整后的形象写照。商业贸易在商代亦有一定的发展。考古发现，商代用贝数量较多，目前已经发现的有铜贝和海贝，以海贝居多，多达万枚以上。在商代，用贝殉葬或祭祀的现象比较普遍，少则数枚，多则上千枚。在安阳市小屯村出土的一座中型墓葬中发现随葬的海贝多达余枚，甚至有的墓主口中还含有贝。甲骨文中记载有赏贝和取贝的记录。因为贝的来源受到地域限制，所以受到当时人们普遍的珍视，拥有特殊的价值，具有作为原始货币的条件。主要参考文献：1.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著：《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人民出版社年版。2.施宣岑，华明编著：《王可风档案史料工作文集》，档案出版社年版。3.张宪文，方庆秋，*美真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版。4.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中国史2（夏商周时代）》，山西教育出版社年版。5.李济：《安阳》，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年版。6.任彦馨，张江义：《李济与“东方特洛伊”的科学考古》，《中国档案报》年7月20日。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