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与铜器铭文
我国的汉字系统有着连绵不绝的历史活力。从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符与图像，红山玉器的若干造型，到大汶口文化陶文和丁公山陶文，再到商周甲骨文，汉字的形成过程已日渐清晰。年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的龟甲兽骨文，有王室活动的记载，更多为占卜记录，因又称甲骨卜辞，显示出系统文字形成、发展与巫卜文化的密切关系。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卜（刻）辞（正面）高32.2cm，宽19.8cm
河南安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甲骨文的内容大多是占卜活动的记载，称为“卜辞”。占卜的方法是用龟甲的腹甲和背甲或牛的肩胛骨和肋骨，在背面凿槽，灼之以火，则在正面有细小的龟裂纹出现，称之为“兆”。现今保存完好的甲骨文片中包含前辞（某时某地某人占卜）、命辞（占问占卜何事）、占辞（观察卜兆后的判断）、验辞（追记事件以验证卜事灵验与否）几个部分。殷商人“率民以事神，先*而后礼”（《礼记·表记》），诸如征战、田猎、祭祀、种植等等，无不请示神灵。因此，殷墟甲骨卜辞已能多方面折射殷商时代的社会生活，从中已可见出当时人的情感心里以及文字表述的形式特征。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指出，古人造字的方法是以人为中心，仰观天象，俯察万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表现了独特的思维形式。可以说甲骨文是书法艺术的早期代表。甲骨上的文字有用朱笔书写后用刀契刻的，也有先刻出文字再在笔画里涂朱的。在习刻用的甲骨片上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刻画是以直线为主，先刻所有竖画的右边一刀，再转甲骨方向，刻所有竖画的左边一刀。然后把骨片转90度，按同样顺序刻所有横画左右两刀。刻完一篇卜辞要调转四个方向，使横直的笔画都很到位。可以看出，笔画是甲骨文的骨架，由此发展出中国书法的核心——笔法。书刻行序有其随意性，有竖写左行的也有竖写右行的，依“兆纹”分布情况而定。（中国书法的行列顺序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之后，又根据简牍的物质形态，才确定了竖写左行的章法。）
殷商时代，文字被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同时也被篆刻在青铜器上，称铜器铭文，亦称钟鼎文或金文。铜器铭文与甲骨文的出现应属同步。铜器铭文的鼎盛出现在西周。“以德配天”与宗法维系使“德”“孝”等伦理观念得以强调，周人因此在“享孝大宗”的同时也重视铭记功德，以告慰先人诫劝后辈。著名的如《班簋》《五祀卫鼎》《史墙盘》《大克鼎》《禹鼎》《散氏盘》等均在一二百字以上，《毛公鼎》更达到四百五十七字。
毛公鼎西周
毛公鼎拓片
青铜铭文从殷商大方鼎“后母戊”“后母辛”等三五字的铭刻，到周宣王时毛公鼎上的四百九十九字的长篇铭文，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多美术字体的出现，反映了书法艺术的日趋成熟。当时工匠们在青铜器上镌刻文字图案，有的还镶嵌金银，形成一种“错金银”的装饰工艺，但那时已是青铜文化的尾声。
逨盘铭文拓片西周
西周青铜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器形大，铭文长，显示了王室对礼器的制作有全权的控制，到了东周，王室及王臣之器锐减，而诸侯国之器剧增明显看出了周王室与地方诸侯列国权力关系的变化。当时许多诸侯公卿都不顾原有的贵族地位，自己铸造过去只有天子享用的“九鼎”和大型编钟等器物，分起效仿王室的生活，行使着霸王列强的特权。可正是这种“钟鸣鼎食”生活的泛滥，瓦解了周代社会等级次序。偏离了殷周礼制等级规范的战国青铜器，在更新前代艺术风格的同时也就预示了青铜文化的衰亡。殷周时期的甲骨文的情况也差不多，随着人们在金石竹帛上书写或刻铸的文字，宣告了甲骨占卜这种书刻活动的寿终正寝。青铜器随后的发展已经和体现王室最高权力的青铜礼器分道扬镳，走上了适合于日用观赏的工艺装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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