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骨文、金文早已记载人参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人参，并最早用文字记载人参的国家。
在我国文字史上，可以辨识的文字以甲骨文为最古老，在商、周时代，把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之上，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特称之为甲骨文。又称契文。卜辞、殷墟文字。从《甲骨文合集》中查到刻在甲面的“参”字，如图1一1所示。
图1—1中编号为、两枚甲片的拓片，载于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第六册页(中华书局年12月版)，被收于“卜法”之中。
甲骨文始于商殷时代，据今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文字记载的内容，多为占卜时候刻下的卜辞，偶有记事的文字。上述甲片上的“参”字是象形字，具有人参植株地上、地下部位的典型特征，且字形粗大古朴，是甲骨文的早期之作。据此可知，我国在年之前已经创造出生动形象的“参”字，并有准确可靠的记载。
在近代问世的甲骨文代表作《殷虚书契前编》七卷二十五页第四片(简称前七.二五.四)上刻有“参”字(图1—2)。此字在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两书中均有收载。
现代大型汉字工具书记载的甲骨文上的“参”字，如图l—3所示。
我国古老文字中还有“金文”，它是铸造或雕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有“钟鼎文”之称。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西周的金文字体整齐，辞字渐多，内容多属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战国末年，金文字体渐与小篆接近，一般记载督造者、铸工和器名等。金文中的“参”字在《人参研究》上有专门报道(孙文采，)，对周早、中、晚金文“参”字有深入的辨析。
在周早的参父乙盉上的“参”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形字，该字为上下结构，中间一横为地平面，其上为人参地上部分的集中表现，茎上着生多个(古以“三”为多数)核果状浆果，这是人参最主要的植物学特征。地平面以下部分是人参的根茎、主根、侧根，即入药部位。自古以来，对人参均认为“如人形者有神”(《名医别录》)，“人参状类人形功魁群草”(《医宗必读》)。该“参”字下部，如同四肢具备的“人”跪在那里。这是人参最形象、最有科学意义的真实记载。
周中舀鼎上的“参”字，其形体与周早父乙盉上的“参”字“母型”相似。该字省去一横，但地上部分的人参茎和果犹存，特殊之处，是人参之前方多了“三撇”，它代表人参主根上生长有多数侧根和须根，即古人以“三”为多数，在此又有体现。周晚盠方彝上的“参”字，与周早父乙盉上的“参”字相似，而周晚克鼎上的“参”字与周中舀鼎上的“参”字相似，都是在保留人参地上部分最大特征的基础上，在字形上发生若干变化。及至战国时代，参字的字形与现代繁体字的“参”相当接近，通用简化的“参”字，也保留着象形字的特征。
象形字不是文字图画，不可能把事物十分逼真地描绘下来。象形文字只能抓住物体正面、侧面或局部，使最主要的特征变为线条勾勒成文字。它只像自然物典型之形，经过反复传习，反复使用，逐渐定型、表达语意，在金文中“参”这一专用词有了十分准确的记录。
至于西汉元帝时代*门令交游著《急就篇》中载有“参”字，决不是“参”字之始。因为该篇问世是甲骨文中有“参”字记载的千余年之后的事情。日本人今村鈵在《人参史》中和日本多种版本的字典、辞典中记载“参”字始载于《急就篇》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尤其《急就篇》是本最为初级的认字读物，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具等分类，编成韵语，便于习诵，首句有“急就”(速成之意)二字，故以之命为篇名。就其内容、读者对象、编写目的和文体特征而言，《急就篇》是一本学童用书，在探索字源上没有权威性。但是，用以证明在西汉时代，对于人参已人人皆知，即使在启蒙教育中都在传播“参”的知识，此在人参史上具有更高层次的学术价值。
(二)人参药用精髓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以仰韶文化中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作为中国文字雏形来计算，中国文字有六干年以上的历史，然而以文字记事、叙事、立论、著述，当由商代(公元前17世纪至11世纪)和周代(公元前8世纪至前年)的甲骨文为先导。到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直至汉代有各类著作间世。其间，有些流传至今。《汉书.郊记志》中记载，在公元前31年已有“本草待诏”的称谓。“本草”泛指中药，因诸药中以草为本之意。在《汉书.楼护传》中叙述，“护少年时候诵读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可知，当时已有本草专著可供学习之用。由于本草知识日渐丰富，经专门人员整理提高，便产生了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不是某一位古代本草学专家所著，其内容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泛，决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之所以加用“神农”之名，正如《淮南子.脩务》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帝而后入说。”此与前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的古代历史传说相呼应，可以认为，由原始社会到《神农本草经》成书，全部本草学成就，均由该书所统辖，于其中全面反映出史前时代的药物学水平，就有关历史渊源而论，这符合学术上的积累、发展过程，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着历史上形成的人参药用的精髓，谓“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盖。生山谷”。对此药效精论，现代学者已经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进行了考察验证，确认《神农本草经》中有关人参医疗作用之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种，其中将药物分为三类：上品种，中品种，下品种。就其包罗的药物学知识而言，该书是秦汉以前本草学成就第一次大总结，全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药物学成果。后世称《神农本草经》是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根据其囊括的本草学内容推断，这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药物专著，成书年代是在秦汉时期(《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即在这个时代，中国对人参的药用价值已经有了全面总结，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知识体系，达到古代人参史之最高学术水平。
《神农本草经》原书已佚，有关内容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选载。到达明、清时代，有许多本草学者辑佚，形成了多个版本的《神农本草经》，现有明代卢复辑本，清代*爽辑本;孙星衍、孙冯翼辑本，顾观光辑本以及日本人森立之辑本。各种辑本对人参的记载甚为一致，且均列为上品。
现代出版的有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点》，王筠默、王恒芬《神农本草经校正》等。关于人参方面的知识，后者较为丰富。
(三)汉代是我国重用人参的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其间使古代零散的医药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为后世的医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涉及人参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以考古资料为根据编著的《武威汉代医简》;在《伤寒杂病论》基础上，由后人辑成的医学名著《伤寒论》等。
年11月，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医学简牍，共92枚。其中简78枚，牍14枚，如图1一4所示。考古学者对墓室、棺木结构特点，对殉葬品鸠杖、五铢钱及陶制壶、仓、灶、井、盘等随葬品，与武威县磨嘴子大批汉墓出土文物进行比较分析，判定旱滩坡墓的年代为东汉早期所葬。出土的珍贵文物简牍经过技术处理，除残破者外，所书文字均可辨认。令人欣喜的是，在1枚简、2枚牍上，书写着有人参组成的临床应用复方。
第77号简为断简残文，其内容是：
梵四两消石二两人参方风细辛各一两肥枣五
这枚断简的全部内容已无法判定，但从其组方特点可知，这是把人参用于解表、祛风、止痛方面的处方，临床上用于外感风寒，表证所致诸多疼痛等病症。可以认为人参与辛温解表药配伍应用，在汉代已是常用的方法。
《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的各简牍，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医药著作和珍贵文物，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人类记载人参临床应用情况的最早文献，在人参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组方中反映出复方用药、人参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其历史意义更应倍加重视。综合简牍中对人参应用的情况，可概括出有以下突出特点。
(1)人参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有一定的用药规律。
(2)人参的用量相差幅度很大，在剂型和用法上显示着多样化。
(3)普遍使用复方，人参在方中的地位因临床需要而确定。
(4)在人参应用上较《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更加具体而准确，应用范围已经明显扩大。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张机〕对东汉及其以前的中医中药著作去粗取精，结合严格的临床实践经验，于东汉末年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总结了东汉以前丰富的医疗经验，奠定了中国医药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对中医药学术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东汉时代没有出版书籍的条件，《伤寒杂病论》在辗转传抄中失真分散，至晋代，经王叔和收集整理、编次，形成《伤寒论》一书，这是《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部分。到宋代，孙奇、林亿等进一步发掘古文献，校订了《伤寒论》，又把“杂病”部分整理成《金匮要略》一书。直至现代，《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均为中医界经典著作，且传至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地。
《伤寒论》中载方首(实为首，其中禹余粮丸有方无药)，含有人参者，有21首，占总方数的18.58%。《伤寒论》被誉为“方书之祖”，所收载的方剂，具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其中，对含有人参的方剂按现代分类方法加以整理(宋承吉，)，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类。
1.清热剂 用于清气分实热者有二方：白虎加人参汤方、竹叶石膏汤方。
2.和解剂 属和解少阳者有五方：小柴胡汤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桂枝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方、柴胡加芒硝汤方、柴胡桂枝汤方。属调和肠胃者有三方：半夏泻心汤方、*连汤方、生姜泻心汤方。
3.理气剂 共二方：旋覆代赭汤方、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方。
4.温里剂 用于温中祛寒者有四方：桂枝人参汤方、吴茱萸场方、理中丸方、干姜*芩*连人参汤方。属于回阳救逆者有三方：四逆加人参汤方、附子汤方、茯苓四逆汤方。
5.补益剂 仅有一方：炙甘草场方(又名复脉汤方)。
6.驱虫剂 亦为一方：乌梅丸。
通过以上分类整理，可以了解《伤寒论》中含有人参的21个方剂中，其应用范围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作为清热剂、温里剂、和解剂应用人参者，共有17方，占含有人参方剂的80%以上。可知，张仲景运用人参，不是现在人们所认为的多做补益药加以应用，而是以其确切的疗效，广泛用于多种病症。
其次，人参用于“伤寒”、多种热病，在清气分实热、温中散寒、回阳救逆等多种寒、热、逆之急症上均用。即发挥人参大补元气、调营养卫、强心口脱诸项功效，在临床“应急”上占有重要地位。
再次，在和解剂中，无论是和解少阳，还是调和胃肠，均属扶正祛邪、调整机体，发挥多方面药性温和的作用。张仲景大范围应用人参，扩大其医疗作用，对后世乃至现代，都具有重大影响。《伤寒论》中应用人参的各个方剂，是广泛应用人参的“医方先祖”，直至现代，在临床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以东汉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业已形成的应用人参的规律和体系为根据，应当认定，我国汉代是应用人参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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