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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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10/21 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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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筮是我国古代以龟甲、蓍草推断吉凶,预测未来的巫术活动。这种巫术起源十分古老,甚至是伴随人类文明同时诞生。此后历经夏商周三代,巫术一直占据文化主流,特别是作为文字始祖的甲骨文,就是商代专为记载卜筮而出现的。今天我们通过商周时期的甲骨和铭文知道,当时卜筮是决定国家大事是主要手段,它的社会地位也一直比较殊胜,人们对卜筮也有着较为神圣的信仰。但以春秋为界,此后人们看待卜筮的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卜筮在社会中的地位,转而日趋下降,逐渐走向衰落。相对于先秦其它同期著作,《左传》因对春秋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社会风貌,特别是当时的卜筮活动记载较为详细,使得我们能够对这一转变,看得较为全面和清晰。图:占卜甲骨那么《左传》能够告诉我们,作为卜筮发展转折阶段的春秋社会,卜筮有哪些特点?又是什么原因逐渐导致了卜筮的衰落呢?一、《左传》卜筮叙事和当时卜筮职能1、《左传》卜筮叙事特点《左传》为后人所诟病者,多因他卜筮叙事的全知视角,这让历史事件和人物带有了浓重的宿命色彩。如晋代范宁就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左传》这种预言祸福的叙事方式,直接开创了后世叙事文学预言体主流。尤其是对后世神魔和世情小说,影响痕迹严重。如《西游记》十九回,乌巢禅师以一首佛偈便预言了正个西天取经的经历脉络;《封神演义》更是在67回,姜子牙登台拜将中,诸仙用短诗预言了徒弟们命运;世情小说《红楼梦》更是深受影响,第五回以判词形式预言了大观园里痴男怨女们的各自命运结局。图:左传上述情节,或多或少都脱胎于《左传》影响。可我们不能就此断言《左传》就是宣扬怪力乱神之作。因为我们如果结合历史,仔细推究《左传》这种叙事特点,就会得出这种叙事并非出于作者个人偏好,而是时代使然。首先,春秋时期的史官仍旧残留“巫史不分”的性质。在原始宗教文化中伊始,巫史同源。甲骨文中已经有“史”“尹”字样,说明最晚在商代,史官制度已经确立。商代史官更是同时充任祭祀鬼神、甲骨占卜、传达上天旨意、指导商王行动等主要角色。周代建立后,周代史官除了承袭原始宗教祭祀事物外,还参与政治、人事工作。他们主要职责既包含祭祀、祝告、卜筮、历数、天象、灾祥、丧礼等天事职能,又包含册名、聘问、刑法、盟誓、征伐与籍田等政治事务。图:上古巫师到了春秋时期,史官的纪事、政治职能继续扩大,与宗教的巫官再次进一步分离,可祭祀、卜筮等天道职能仍旧是史官的主要职能之一。这种天道职能在《左传》中则主要体现为解释灾祥,进行占卜、参与各种祭祀活动。因此作为史官记载的史书《左传》,把这种天道职能包括在内是非常正常的。再者,春秋时期确实存在重视鬼神信仰的时代状况。春秋时期的人们普遍相信天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地位至高无上,可以对人君进行不同形式的惩罚。如果说这种天命观是春秋时期的主导思想,那么作为反映时代客观思想的《左传》,不过就是如实记录而已。因此这也使得《左传》记载,难免充满神鬼荒诞色彩。从以上分析可见,范宁等对《左传》失之于巫的批评,可能是对《左传》忠实时代记录的误读。更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同时也记载了当时人对天命观的怀疑情形,这同样是当时的时代真实反映。因此这也代表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史官思想。2、《左传》卜筮案例反映卜筮社会应用十分广泛《左传》中有关卜筮的记录大约有70多处,占卜案例也有50几个,包含内容和种类十分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七类:第一类鲁国郊祭占卜。郊祭本为天子专礼,且每年只有一次。鲁国因周初周公功高,因此也就有了“天子礼乐”的郊祭资格。《春秋》对鲁国郊祭记载有8次,其中四次是占卜是否郊祭,4处是卜牲,有6次未进行郊祭。《左传》对上述祭祀进行了2次概括性记述。第二类政治占卜。包含了国家命运、继位者、国都选择、能否得天下以及任用官员的占卜等诸种情形。图:周初分封第三类是战争占卜。《左传》记载的战争占卜最多,大概有15次。战争的占卜主要包括战与不战;占卜主帅选择、占卜退兵方法等多种情形。第四类为婚姻占卜。《左传》婚姻占卜主要包括国君是否纳某妇为夫人;国君是否嫁女于彼国;大夫娶妇某人和嫁女给某人是否吉利等占卜内容。第五类为个人命运占卜。《左传》对个人命运的占卜,不仅包含有对未出生的小孩子占卜;还包含人生某个阶段的前途命运;以及家族后世子孙的命运占卜。第六类为疾病、生死、丧葬等占卜。具体包含探求疾病病因和死亡日期,以及丧葬必须择日,假如错过择日,当另行占卜择日的情形。第七类其他杂占。如住宅、宴饮、祭祀、报仇、谋逆、家臣等都包含在这些杂占之中。上述详细占卜案例分类不仅包含涉及国家大事的祭祀和战争,而且还包含涉及个人命运、婚姻、疾病、生死等多种情形。图:记载武王伐纣占卜的铭文这种大事、小事都进行占卜的情形说明,卜筮在当时社会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当时信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情形下,《左传》记载的国家祭祀和战争卜筮情形,同时说明,卜筮在春秋社会仍旧有着十分重要地位和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卜筮下移衰落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记载的卜筮案例,同时也反映了春秋社会的时代特征。这时期礼崩乐坏,带有神秘色彩的天命观和卜筮神圣性已经开始动摇,在人们理性精神高涨意识情形下,卜筮作为当时少数人支配的神圣活动,开始走向衰败。在《左传》中有如下详实表现:1、不盲目相信卜筮结果,更相信自己道德理性分析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穆姜当初因与叔孙侨如私通,还想要废掉成公另立叔孙侨如,结果事败被囚。她曾经刚住进东宫时找太史占卜,得卦《艮》之《随》,太史解释说随,是出走意思,她应该很快就能出来。结果穆姜自己说:“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穆姜自己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绝对不能对等元亨利贞四德,自己自取其祸,必然难以出去了。在这里,穆姜以内心的道德判断为准则,不仅没有相信卜筮结果,甚至进行了完全否决,这种情形是之前甲骨卜辞里是完全没有出现过的。还有人意识比穆姜走的更远。如昭公十二年,南蒯准备发动叛乱,事前进行占卜。占卜得到《坤》之《比》大吉之卦,爻辞为“黄裳元吉”。南蒯以此求教子服惠伯。惠伯说:“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惠伯认为只有“在下恭敬”、“内心美”“做事善”三项德行俱全,方能和卦吉象对应。三者中如有欠缺,结果未必吉祥。南蒯没有听信惠伯言语,执意发动叛乱,结果事败出逃齐国。图:鲁国三桓谱系这个例子更是说明,卜筮灵验与否,竟然还和问卜人的道德水平密切相关。卜人针对卜筮结果,必须结合卜筮之外的理性分析来加以判断,才为准的。2、公然违背占卜结果,自圆自话《左传》中也有不少公然违背占卜结果的例子,如僖公十九年,卫国准备征伐邢国,以报复菟圃之役。可是战前占卜结果很不吉利。结果甯庄子仍然建议攻打邢国,陈述理由如下: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可见占卜结果有时又和道德可以没啥关系,完全看你怎么解释的合情合理,有时甚至还能根据己心,玩弄天意。图:春秋战车同时我们在《左传》中,也能看到出于民本思想而违背占卜的例子。如文公十三年,邾文公为迁都到绎地而占卜吉凶。史官说迁都利民而不利于文公自己。文公仍旧准备迁都,理由如下:文公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这里的文公违背天意而选择民意,无疑是春秋时期人坚持理性精神,甚至可以抛弃神意的时代进步表现。3、不仅弃卜,甚至责怪天意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也就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那位楚王。他为想要取得天下进行占卜,结果不吉,结果楚灵王:“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如果说前面事例,还仅仅表现为对占卜结果的怀疑和更改,这里的楚灵王则把象征神圣的龟扔在地上,还对天意进行谩骂和反击。你不给,不妨碍我自己去拿。图:好细腰的楚灵王天意对于楚灵王来说,不再有任何尊严和敬畏感,占卜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已。并且一旦这种形式不符合自己需要,都是可以指责抛弃的。三、卜筮走向衰落的原因1、商周易代,重德思想不断致使天命观动摇从人对卜筮的绝对崇信到怀疑进而最终摒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可以肇始于商周易代,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观念。殷商统治者历来鬼神观念严重,并且认为天命观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事事占卜,遵从天意。他们认为只要尊从占卜透露出的天意,就可以王朝永久。就连纣王在露台自焚前还高呼“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图:纣王然而处处敬事鬼神、遵从天意,事事占卜问询的殷商却最后灭亡了。周初的统治者就据此认为天命对人庇护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人德行的考验。所以提出了“敬德保民”的主张,这在《诗经》里也有多处体现。所以在此前提下,穆姜和惠伯才会不顾占卜结果的吉兆,而依据占人的德行来对应解释卦理。《左传》里类似以德解卦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晋献公当初没有听从史苏占卜结果,把自己女儿嫁给秦伯。后来导致儿子惠公被秦军俘虏,惠公因此埋怨献公不遵从史苏卜筮,而一同被捕的韩简子则不这样认为,他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韩简子认为卜筮不过是象数操作,即使昭示吉凶,假若人败德作孽,一样上天不佑,即使占卜吉,也不会实现。韩简子一再强调德的作用,并且引用了《诗经》原话,也说明德是超越卜筮吉凶般存在。不修德行,只遵从卜筮天命,上天是不会庇护,卜筮也不会准验的。图:天命惟德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中期前的卜筮案例,并没有对德行的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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