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批评国人的时候，一定会提起“中国人缺乏信仰”这个论点。西方人，甚至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一向自诩“有信仰”，他们或者相信上帝，或者相信真主，亦或者相信释迦摩尼，似乎只有中国人，敬神却又不信神。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顿悟了。
·不信神，但敬神的我们
虽然我们总是会调侃“建国以后不许成精”，虽然我们总是喜欢看奇志怪谈，但从总体上来说，其实我们还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信仰的是“唯物主义”，毕竟我们总是说“信则灵”。
而外国人却与我们不同，西方人相信上帝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中东人相信真主安拉才是世界唯一的主。
但我们不信仰神明，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敬神”。我们修祠堂、建庙宇、盖道观；我们供奉香火、潜心修行、真诚祈祷；我们说“头顶三尺有神明”，我们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说“俯仰无愧”，我们从未丧失对神明的尊重。
只不过我们从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神明，在我们自己的观念中，我们总是更相信自己的努力。
就以最近的新冠疫情来说，在疫情面前，我们的信仰是医学进步、是科学昌明，是万众一心、前仆后继；而西方人则相信“新冠是上帝的意志”，他们拒绝戴口罩的理由除了自由，还有“如果被传染了，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他们祈祷、他们忏悔，他们等待上帝的“解救”。
因而我们说“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而他们则高喊“上帝保佑”。
中国人对于神明的信仰，是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是“敬神如神在，可来可不来，不来神不怪”，是“左眼跳财，好运马上就来；右眼跳灾，杜绝封建迷信”。
我们敬神，但我们不依赖于神。
·万物有神，但妖不胜德
但曾经，我们也是一个信仰神明的国家和民族。在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也敬仰、崇信神明。
他们说，世界是一个蛋，是盘古用斧头劈开了天地；他们说，天曾漏过，是女娲炼石补天；他们说，愚公移不走的大山，是神明移走的。
我们的祖先称呼自己所在的地方为“神州大地”，从逐鹿中原到三皇五帝，上下五千年，在中华文明的前半场，我们也曾如同西方信仰上帝一般信仰神明。
先秦时期，是信仰神明的时代，是相信万物有神灵的时代。夏朝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只言片语，而商朝的神权色彩，则有着更多的证明。
根据对出土文物和史料分析，商朝是一个以神为尊的时代。
在当时，神明还凌驾于人类之上，人们行事需要占卜问吉凶、需要听从神的旨意，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这样的时代，能与神明“沟通”巫自然拥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若天子无德，他们甚至可以以神明的名义废除天子。重大决策、疑难问题，人们都要通过占卜、通过巫去询问神明的意见。商人将占卜的结果记录在龟甲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甲骨文。
在商朝，有一位著名的巫名叫伊尹，他辅助商汤灭掉夏桀，开启了商朝的气运，还辅佐了商朝五任君主。因而伊尹的地位非常高，他曾因天子太甲无道而放逐了天子，自己代为执政，直到太甲悔悟才重新“迎回天子”。
而伊尹最为强调的就是人的德行，伊尹就曾教育太甲：“神明喜欢为政以德，如果君主有道，上天就会赐福于他，如果天子无德，上天也会惩罚他。”
伊尹活了一百岁，死后以天子之礼葬于亳都。
伊尹死后，他的儿子伊陟“子承父业”，成为了新一任巫。伊陟在辅佐商王太戊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当时商朝都城的朝堂之上，一棵怪异桑树和楮树合生，在一夜之间，竟然长到了需要两手合抱程度。
以当时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是上天的警示。于是，太戊就去询问伊陟的意见，而伊陟竟然说：“妖怪是没有办法战胜有德行的君主的，你只要注意自己的德行，就没什么好怕的。”
听了这话，太戊更为注意自己的德行，大力推行“以德治国”，使得商朝再度复兴，太戊也与太甲、祖乙并称为对商朝最有贡献的君主，而那棵奇怪的树，最终又莫名枯死了。
伊陟的这段话，最终被人总结“妖不胜德”，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对于神明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
但总体来说，当时的人们还是十分信神的。后来武王伐纣，也是假托天命之名，时机未到时候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决意起兵时则说“今予发维共行天罚”。
中国人真正的无神时代，起于春秋战国。
·神权旁落，人主天下事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是我国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所谓百家争鸣，当时诸子百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正是在这个时代，人自身的作用被放大了。
儒家思想正式提出了人的作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都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神明的态度的转变。同时，儒家还利用鬼神崇拜进行道德教化。
儒家思想一方面主张利用祭祀活动加强政治统治和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一方面又主张对民间鬼神崇拜加以规范和限制，取缔不符合儒家规范的祭祀活动，将鬼神崇拜纳入了可控范围。
随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被采纳，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将“敬神却不信神”的价值观推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崇敬却不信，神权最终落于人手，可不信神的中国人一直没有停止过“造神”：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民间尊其为“关公”；生于海上的林默经常救助遇难之人，被奉为“妈祖”，至今仍有3亿多人信仰妈祖；陈元光死后被奉为开漳圣王，是两岸共同信奉的神祗，甚至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普通人是可以通过修炼而“位列仙班”的，而每一个神，都有着自己专属的“教化作用”。
中国人造神，是为了宣扬传统美德或者无私精神，是为了教化人民，因此更加推崇神明的“实用性”，甚至达到了“专神专用”的巨大规模。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既然神都可以“造”，那神自然也要服务于人民，如果神明不“灵验”，亦或无法起到教化作用了，就会被中国人逐渐“抛弃”。
西方人总喜欢说我们没有信仰，但可能他们永远都不会懂，在两千年前，我们就已经明白，神权终将落于人手，人类最终都要依靠自己，我们的信仰，从来都是我们自己。
北欧神话说普罗米修斯偷火种赠予人类，中国人说有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圣经说上帝指示盖亚造诺亚方舟拯救生灵，中国人说大禹治水，开九州为乐土。
看似是神话的差别，但实际上是思想文化上巨大的差距。
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别依赖神明，天塌了，就炼石来补；十日悬空，就射下九个；溺死在海里，就填平它给自己报仇；高山挡住了去路，就自己搬走它。
我们敬鬼神也敬先祖，可我们说“头顶三尺有神明”的时候，只是在要求自己行事谦谨、无愧于心，因为我们生来无罪，因为我们生来就要主宰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