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艳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从篆书到隶书的转变,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大飞跃,它使汉字摆脱了古文字弯曲线条的束缚,开始进入了今文字阶段。研究隶书的产生,对于研究汉字字体的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改进以及汉字自身的演变规律等方面,对隶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隶书、社会和教育、书写工具和材料、汉字演变规律
正文
中国的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到楷书、行书一脉相承,其中每个阶段的变化,都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都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隶书作为汉字字体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具有重要的地位。研究隶书的产生,将为解决今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分析和解读古文字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甚至对现代的汉字改革也有借鉴意义。本文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改进以及汉字自身的演变规律等几个方面,对隶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政权的局面,这正是我国历史上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时期。社会局势的不安,促进了人民之间的交往。由目前所发现的文字史料来看,不仅有文化典籍,还有昭告、盟书、契约、债券等资料,这是当时人们普遍使用文字的一个反映。而简捷快速的书写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文字频繁、方便的使用,因而对古文字繁复难写的形体结构进行删改,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以下是一些关于隶书产生原因的记载。
(1)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荀趋省易,施于徒隶也。(班固《汉书·艺文志》)
(2)是时涤除旧典,大法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许慎《说文解字·序》)
()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晋·卫恒《四体书势》)
(4)秦造隶书,以赴急速,为官司刑狱用之,余尚用小篆焉。(唐·张怀瑾《十体书势》)
根据以上描述可以发现,这些文献反映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即隶书是因官狱、戍役等政事繁忙,为了书写上的快捷、方便,也就是“荀趋省易”“以趋约易”而产生的,其目的正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要发展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教育是其必不可少的因素。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战、社会不安,但就是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教育事业却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主要表现为私学的兴起和发展。
首先,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夏商周时代推行的是学在王官的教育制度,书籍由职官掌管,“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只有贵族阶级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普通大众则没有这种机会,也就是说,夏商周时期的教育是被奴隶主贵族阶级所垄断的。然而,这种垄断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打破了,原因在于社会的动荡、西周王朝的衰弱,使各诸侯国的势力逐步强大了起来。同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又在各诸侯国中逐步地掌握了政权,这样一来,奴隶主贵族的学校便不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这为春秋中期私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其次,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大量的贵族阶级因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而以教授弟子、传播文化为生,这就为私学的兴起提供了必需的人才基础。
再次,新兴地主阶级在掌握了政权以后,需要“招贤纳士”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而对人才有了大量的需要,因此激起了广大民众学习文化知识的欲望,同时也为私学的兴起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早在《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中就有关于邓析(公元前——前)创办私学的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虽然邓析向人们传授的只是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但这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私学的兴盛。春秋时期创立的私学,以孔子、墨子的影响最大,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儒、墨、道、法、名、农、阴阳、医学等家的私学也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繁荣。当时的教育对象扩展到了普通的民众,比如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墨家学派的弟子大多是来自社会的下层民众等。
徐本一认为:“给书法带来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文字使用率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大。”正是由于广大的平民百姓拥有了使用文字的机会,从而扩大了文字的应用范围,并且由此产生了大量俗体文字。俗体是相对于正体而言的,一般说来,俗体是在正体的基础上产生,并作为正体的辅助性字体而存在的。
正体一般具有结构严谨、笔画工整等特点,但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往往会为了书写的快捷方便而使正体草化,又因为它在用字大众中具有普遍的基础,从而在长时间的积累中形成了俗体文字。俗体产生以后,又对正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兰先生就曾指出:“《汉书》等说秦代由于官狱多事,才建隶书,这是倒果为因,实际是民间已通行的书体,官狱事繁,就不得不采用罢了。”
裘锡圭认为,“秦国人在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为了书写的方便也在不断破坏、改造正体的字形。由此产生的秦国文字的俗体,就是隶书形成的基础。”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兴盛、文化的下移,使得汉字因使用范围的扩大和使用频率的提高而在篆书的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的俗体字,进而正体与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隶书字体的进一步发展。
二、书写工具与书写材料的影响
汉字的形体是通过一定的工具在相应的载体上一笔一划地书写出来的,所以不同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对于汉字的形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有“笔”字,其形体像人的一只手拿着笔写字。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到:“在公元前一四○○年——一二○○年间的牛骨上,有用毛笔和墨汁已写好文字还没有契刻的。”裘锡圭也认为,“在商代,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筆’,从‘竹’从‘聿’。”其甲骨文“聿”字正像手执毛笔形。“我们今天虽然已经不能看到用毛笔书写的商代典册,但是还能在商代后期留下来的甲骨文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看到少量的毛笔字。”
因此可以断定,在殷商西周时期,已出现了用于书写的毛笔,只是可能还没有定型和完善。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了毛笔的实物,结合出土的同时期的一些竹简、帛画上富有弹性和粗细变化的线条,可以肯定是用毛笔书写的结果,这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毛笔的一个反映。由此可见,毛笔在殷商时期就已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并且成为了普遍使用的书写工具。
所谓书写材料,是指书写文字时用到的载体。在我国的文字发展史上,出现过众多的书写材料,比如石器、龟甲、钟鼎、瓦当、缣帛、竹简、木牍、纸张等。
王凤阳认为:“殷商时代,也包括西周时代,日用文字也是写在易得的竹片木条上的,并非进入战国之后人们才开始在简册上记事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目前看到的殷商西周的文字材料多是基于考古发现的,且刻铸文字较多,这可能和它们的易于保存有关。考古界也发掘出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简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简牍帛书、信阳长台关楚简、包山楚简等。从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看出,竹简、木牍已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
书写工具与书写材料对字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认为,作为当时主要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毛笔和简牍,对隶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东汉蔡邕在其《九势》中指出,“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以其柔软、富有弹性的特点,创造出了线条优美、极富表现力的字体,从而在汉字的书写工具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简牍等书写材料,尤其是竹简,以其独特的形状,促进了一些适合在弧形材料上书写的特殊笔画的形成。因此,我们认为,隶书的形成,是毛笔和简牍共同作用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要求信息传递简捷快速,用刀刻或铸造的方式一笔一划地书写汉字显然已不适合当时社会对信息传递的需要,而用毛笔在随处可取材的简牍上书写文字的方式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根据对相关资料的阅读分析,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书写工具和材料,对隶书体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竹简自身形状和材质的影响。甲骨文具有线条细长、多有方笔的特点,金文具有笔画圆润浑实、线条匀称趋于平直的特点,这些特点都和它们的载体龟甲兽骨和钟鼎器物相关,按此类推,我们认为,隶书的形体也受到了其载体竹简的影响。张志和曾指出,“隶书的扁方体势则完全是由竹简这种材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张志和所说的竹简的性质主要是指竹简的原料竹子的材质特性,竹子的纤维是呈纵势均匀排列的,在书写横画时,运笔的方向是和竹纤维垂直交叉的,而书写竖画又是和竹纤维平行的,横画的书写易于用力,而竖画不易用力,“这就使得书写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尽量避免书写垂直的竖画,而加重了横画的书写力度。久而久之,呈扁方体势的隶书就这样迥异于小篆修长的体态而形成了。”
第二,为了节约书写材料。首先,隶书字体是扁长形的,小篆字体是长方形的,相对来说,在同样的一片竹简上,单行书写隶书的字数多于小篆。所以,扁长形的隶书有利于节约书写材料。其次,竹简的原料虽易于获得,但其制作过程还是相对比较费时的。先要选好做竹简的竹子,削割成大小适中的长方形竹片,然后放到火上烘烤,去掉其水分,再刮掉竹青部分。刮掉竹青的过程叫做汉青或杀青,目的是为了让竹简保持干燥,防止虫蛀或腐蚀,以便更好地长时间保存。书写好的竹简,还要用熟牛皮、青丝、麻绳等将其编串起来。
《史记·孔子世家》:“读《易》,韦编三绝。”陈梦家《汉简缀述》:“所用以编简札为册者,多为丝纶。”都可以作为编串竹简所用材料的证明。再者,节约简牍材料还能减轻阅读的负担。《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石为古代重量单位,此言秦始皇每天阅读简牍的重量至少有一百二十斤。由此可见,压缩字的长度以增加单位面积内的文字数量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为了各字之间的区分。刘凤山认为,“文字视读的要求永远高于对单位面积文字数量的要求,这种矛盾的解决方法就是使得每个字都有突出的一笔。”这突出的一笔指的就是隶书的“雁尾”,即书写汉字的最后一笔时,着意用力使其笔画更为突出,以便作为各字之间区分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隶书自汉武帝时开始向扁阔的结构定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在狭长的竹木简上要尽可能将字写得大,而一简中容字又要多,容字多就可以节省篇幅,但是字与字之间不能太挤,要留有一定间距,以便能清楚舒服地阅览,于是将篆书影响而保持纵势的古隶尽量压扁,下垂的波磔使其向左右伸展。”
综合以上说法,我们认为,隶书体势的形成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柔软且有弹性的毛笔的运用,为书写有节奏变化的线条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竹简的形制也对书写过程中的运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者,简牍在春秋战国时期虽是普遍使用的书写载体,但它们使用起来毕竟还不是轻便的,利用扁长形字体节约材料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汉字字体演变规律的要求
“文字的演进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字制度的演进,也就是文字组织原则的演进,另一方面是文字符号的演进,也就是符号体式的演进。”在此,我们主要探讨文字符号的演进对隶书字体的影响。
文字符号的演变也就是文字外形的变化。相对于文字制度的演变,文字符号的演变是经常发生的。
需要指出的是,就汉字来说,在造字之初,使用较多的造字法为象形、指事等,即“六书”中所说的“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但它们只能描绘具体可感的事物,且书写起来也比较麻烦,后来随着文字使用的频繁和范围的扩大,这些造字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逐渐地淡化汉字的象物性,而改用大众约定俗成的基本字符为汉字造字,形声字的大量出现便是其最直接的反应。“可以说,没有大量形声字的产生,隶变就无法突破汉字中存在的象物性成分,隶变也就很难进行了。”就隶书来说,与之前的甲骨文、金文、篆书相比,隶书改变了它们的象物或会意性,从而实现了汉字字符的符号化。
“文字符号的变化可以分两方面来研究,一方面是符号构形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符号体态的变化。”总体来说,符号构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简化、繁化、同化、类化上,符号体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汉字的形体上。这些方面的变化,主要是为了方便汉字在用字大众中的书写和使用。在符号构形的变化方面,隶书主要体现出了汉字的简化原则,在符号体态的变化方面,主要体现在隶书字体的线条和笔画上。隶书对篆书的笔画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将篆书绘画似的圆转曲线转化成了点、横、撇、捺等方正平直的笔画。
综上所述,从汉字字体自身的演变来说,正是汉字的简化原则以及逐步定型的线条和笔画,促成了汉字隶变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