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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黄慧仙
“17长卷代表着墓主人身份的文书，卷成一轴，放入金属容器中，完全蜡封，泡在水银里，就这样一直从南宋到了现代，纸张保存如新的一般。年的一场盗墓，打破了这座沉睡数百年的浙南宋墓的宁静，盗洞却只有一个小孔。那么盗墓者又是如何钻进去的呢？后来案子一破才知道，原来盗墓者身高只有1米47……”
1月29日，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晓风书屋举办的《考古四记》新书分享会上，开场作者郑嘉励讲述的一段武义徐谓礼墓被盗始末，一下子便抓住了在场诸人的兴趣。这位考古界网红，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因一句“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坟”的段子而为许多人熟知。
此次，在这本不久前上市的新书中，郑嘉励以兼具学术韵味与田野气息的笔触，将一位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心路历程和发现之旅，清晰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朱熹家族子孙上坟需数日江南真的无族葬吗？
什么叫族葬？用郑嘉励的话来说，就是同曾祖父、三代人或三代以上家族成员的合葬墓地，即可称“族葬”。
中国传统家族社会，崇尚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即所谓“生同室，死同穴”的理想。加上儒家孝道等伦理观念的影响，聚族而葬或夫妻合葬在原则上应当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葬制。
在《考古四记》一书中，位于金华市武义县东明招山的吕祖谦家族墓地，就是族葬的一个典型例子。据明人所编的《宋东莱吕成公外录》载，明招山墓地有“坟九十六处”，形成了一片大型的南宋家族墓地。
然而，在江南之地，更多的却是“不走寻常路”的墓葬。
南宋理学家朱熹便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朱熹的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县莲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将溪铁炉岭。朱熹的父亲朱松，初葬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后改葬崇安上梅里，朱熹生母祝氏墓，在建阳县天湖之阳。朱熹的祖父母、父母均未完成夫妻合葬。此外，朱熹夫妇墓与其几个儿子的墓又分散在建阳县多处。
因此，世人调侃，朱熹的后世子孙清明上坟时，没个小半个月就走不完这些地方的。
此外，开始时提到的徐谓礼墓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一观点。
据历史资料记载，徐谓礼夫妻墓是“葬于长安乡祖陇之侧”，但在实际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徐谓礼没有葬在徐家祖坟的旁边。其父徐邦宪墓与他的墓之间的直线距离约有五里远。
由此可见，“父子合葬”的理念，在实际中并没有真正执行。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么多南方士大夫放弃族葬，甚至都没有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呢？
“江南无族葬，一方面因为江南‘卑湿之地’，气候、地貌条件与中原迥异，难以实施族葬。”郑嘉励说，南方地势低洼，且多山地，少有大片空旷、干燥的地域供家族同葬，为了使先人不至于葬到水洼处，逢年过节还能登高望远，缅怀故人，江南人家往往只能将家族之人分散安葬。
而江南无族葬的另一重要原因，在郑嘉励看来，则是“形势派”风水在当时的影响，使得江南人在下葬先人时都各自追求独立墓地，从而寻求最佳的风水。
南宋的风水择址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南风水，主要有江西的“形势派”与福建的“理气派”，其中形势派又是其中绝对主流。
“墓地择址，讲究背后有靠山，左边有青龙，右边有白虎，前面还要有条长流水。”在当天的分享会上，郑嘉励用所坐的靠背沙发比划给众人看。他说，这是大环境里的择址，而从小环境来说，像温州的椅子坟、冲绳的龟甲坟其实都是类似的建造原理。
郑嘉励说，在南宋堪舆（风水）家看来，背风、向阳、面水、藏风、纳气的“怀抱地”，适合建墓。“这与现代的水利专家选择水库位置的方式是高度重合的，因此很多古墓便往往是在水库旁发现的。
像朱熹家族这样，为了追求风水，父母、手足四散分离而葬的行为，给儒家合葬伦理造成困扰，也常为后世诟病。
一位名叫方大琮的南宋文人在与友人的信中就说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像埋葬于明招山的吕祖谦家族墓地才是儒家所谓的“昭穆想从”的族坟墓，符合儒家礼制。
在此之外，他却又认为吕祖谦家族的人普遍短寿，吕祖谦本人45岁就去世了，原因正在于家人全葬在明招山，将山挖得太空的缘故。
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正说明了当时南宋士大夫既有着追求族葬的愿望，又时常被世俗的祸福观念、风水之说所困扰，徘徊于礼俗之间的一种心境。
“一个优秀的考古领队也能胜任村长”
除了那些考古“正文”，在《考古四记》中，也可以看到作为考古学家的郑嘉励抒情文艺的一面。
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其实这些年，我主要从事大范围流动作业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铁路、高速公路修建到哪里，我们就追随到哪里……”从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他一直从事着浙江地区的宋元考古、瓷窑址考古的发掘研究，踏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见识过不少浙江乡间的奇人异事。
考古，既是器物的溯源，更是人文风土的片羽拾遗。
这本书里，有慈眉善目、长着一口整齐好牙的聋哑摆渡人。“天气渐渐冷了，我见他独守江边，烤一堆火，抱成一团。然而，一有客人来，无论本地人外地人，他立马起身，容光焕发，满脸堆笑，转眼好像换了一个人。”寥寥几笔，浙南山区里，这个默默渡过考古队一程又一程的老人，脱去了神秘，读来却颇多世事慨叹。
这本书里，有考古时遇到过的一个个经历各不相同的房东。“我读过很多宋人墓志，作为人生的盖棺论定，墓志通常以最多的篇幅，描述志主的美德——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再完美的人生，归宿依然是死亡。人生最后的美德，是围绕死亡书写的。”在经历一位房东父亲过世时的丧礼后，对于村中人面对死亡的心态，郑嘉励考古之余，也考究着遗落在乡间的“事死”古风。
这本书里，还有隐没乡间、终身未娶的博物馆点校奇人。这位“丁先生今年83岁了，正坐在藤椅上，阅读刚改版的花花绿绿的《文史知识》。见我们来了，起身，抽着‘双叶’牌香烟”，但为人倔强，“他的定稿，绝不允许别人动一字”。
郑嘉励说，考古的时候，踩到了村民的青苗，要和他们解释、商议赔偿；开始挖掘工作，要招募考古民工，又成一大难题，与村民们的琐碎沟通皆成日常。
因此，在郑嘉励看来，考古学家长期在乡间地头练就的这身专业之外的本事，已“可以胜任街道主任，也能胜任一个村长的工作。”
“一个考古领队，他并不像电视上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探索者，其实他在其中扮演着科学家、人文学者，一个野行者，一个探险家，还有一个包工头。”郑嘉励说，多年考古，积淀下的不仅是专业上的收获，还有诸多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
而这片塞不进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里的考古学家的文艺心，这次都装在《考古四记》里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