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三千多年前的汉语的语言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历史语言学家的好奇心，事实上，它更是解读中华文明基本典籍的锁钥。希腊或罗马的古文献因为是用拼音文字写下来的，辨识其中的词比较容易，研究者不必过分担心它们的实际发音就可以开始解析文本。但在阅读早期汉语文献时，古文字读音的重构通常对最初的离经辨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数百年来中国学者公认的事实。
什么是上古汉语？
我们用广义的“上古汉语”（OldChinese）来指公元前年秦统一中国之前各种形式的汉语。汉语最早的文字记录起源于约公元前年（商代晚期，周克商于公元前年）刻在兽骨和龟甲上的甲骨文，所以我们讨论的也就是这一千年里的汉语。很明显，在这样广阔的时空跨度下，当时应该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汉语。原则上，我们希望重构这段时间内汉语整体的历史，包括它所有的复杂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语言信息中有很多已经不可挽回地丢失了。
不过一个有益的出发点是，尽可能重构所有已证实的语言形式的共同祖先。后世的方言可以说是从这一共同祖先演变而来。虽然我们没法确定，但是似乎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最早的经典文献在内的早期文本，也和这一共同祖先相差不远。历史语言学中一般将已证实的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梵语）和必须构拟的语言（如原始日耳曼语、原始印欧语）区分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古汉语是可证实的，因为文献中有大量的书证。但因为上古汉语文字系统的性质，为了解析这些文本，我们必须重构它的音系和其他语言特征。这是因为早期汉字系统的最重要原则是用代表一个词的字符去记录别的读音相近的词（有时还添加其他部件）。因此对于上古时期的文本而言，没有拼音文字的便利，要确定文本中用的是哪个词，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在文本写成时期哪些词是读音相近的。而由于最早的汉语文献所记录的语言，看上去和所有已证实的汉语方言的共同祖先很接近，现阶段我们很难对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语（Proto-Chinese=Proto-Sinitic）作出有意义的区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用狭义的“上古汉语”来指根据现有证据构拟的最早期的汉语，并且我们认为来自任何汉语族语言的证据（包括借入其他语言的汉语借词）都有助于我们的构拟。
上古音构拟的传统方法
重构上古音最重要的早期工作是清代（—）学者完成的。他们把辨析古音作为语文学的工具，用来解析形成于上古时期的经典文献。他们用押韵和谐声来辨识经典流传过程中造成的文本错乱或文字讹误。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结合清代学者的成果、字母标音法以及当时他自己的一些语言学方法，建立了一个上古音的构拟体系[他称之为“ArchaicChinese”；高本汉（Karlgren）中做了总结]，他主要用三种证据：
1.早期诗歌中的韵文，特别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2.汉字中的谐声声符；
3.中古汉语（高本汉称“AncientChinese”）读音的具体信息保存在《切韵》（成书于年）和类似韵书以及其他书面材料中，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简称JDSW），其中包含对经典文字音义的解释。
高本汉的方法后来成为了传统，他提出的上古汉语读音既符合以上这三种证据，又（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自然语言。白一平的《上古音手册》（AHandbookofOldChinesePhonology,）就继承了这一传统。这一传统方法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
１、中文文献以外的证据（即现代方言的口语材料和其他语言中的早期汉语借词）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２、多数研究者倚重清代小学家对《诗经》押韵的传统分析，而不是直接分析韵文证据本身。
３、大部分对谐声声符的分析，不是基于实际使用的先秦文字，而是用汉代（公元前-公元）以来的标准文字，或者是用许慎完成于公元年、以分析秦篆为主的《说文解字》。这样的做法很明显是时代错乱的。
４、上古汉语多被看作是一个同质的、共时的系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