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能有这种局面的产生，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体地有如下几点：
一、东亚的季风性气候越来越明显，四季变得分明，适宜农作物种植的天气，逐渐延长。距今一万一千年前，在今浙江省浦江县出现了上山文化。那里的先民继承了长江中游的稻作生产，用打制的石磨盘和石磨块为稻谷脱壳。大约距今一万年时的中国北方，在太行山与华北平原交界的丘陵地带，古南庄头人也开始研究种植谷类作物。他们使用着世界上最早的磨制石磨盘和石磨棒，圆润细腻。两千年后，这里往南的地区——磁山文化区，人们发展出了成熟的粟作生产，粮食有了大量的剩余。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种植粟的记录，它应该承袭于南庄头遗址。几乎同一时期，西北渭河流域上游——大地湾一期文化区，人们种植的黍，已成为平时食物结构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种植黍的记录。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和洞庭湖西北岸的彭头山文化区，距今有八、九千年的时间，当地的稻作生产日益成熟和扩大。此后，五谷素食在中国先民们的膳食结构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的先民们，在五谷生产上倾注如此大的心血，寄予这么大的希望，无非是五谷生产比渔猎更为稳定，更能为族群人口的增长，构建起食品安全体系。
他们的体内因为摄取了更多的五谷类温性食物，而极大地影响了其相关脏器的汁液和腺素的分泌，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气色、行为，以至于影响到他们性格的形成。这就是中医所说的，五谷对人类五脏六腑的调理作用，以及对人类脾性产生的影响。中医认为，人的性情都是身体内阴阳现状的反应，而身体的阴阳状况又可以通过食物来改变，所以人的性情，也可以通过食物来改变。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谈到：食素的人终身以管住自己的事为主，而食肉的人以专管别人的事为主。他们喜欢格斗、操练、欺骗、算计以及先下手为强；而素食者较为温顺、沉静和善良。中国的先民们，感受到了五谷素食对他们的身体和性情形成的有益影响，从而食之不辍，并为智者和君子所喜爱。春秋时曹刿论战，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总的来说，相较于以肉食为主的人们，素食为主的人性格更为平和、安静和理性。
二、肉类同样是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但中国先民所食用的肉类，有着区别于其他地域人们的特点：以猪肉为主。猪肉也属于温性食物。正如五谷素食是自然条件和中国先民的智慧综合作用的成果一样，猪肉被中国先民选中，也是由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
提到猪，人们往往想到的是蠢和脏，其实猪身上有很多优点。猪不像牛、羊和马，要专门吃草，它们是杂食动物，好养活；母猪可以一年产两窝，每窝四到十个猪仔，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效益明显；猪不嫌弃生活空间的狭小和肮脏，随遇而安，还不用拉出去放牧，省时省力，适合家庭饲养；猪产生大量的农作物所急需的粪肥，等等。正因为这样，我国的先民们对猪喜爱有加，他们制作的陶器、石器和玉器中，都有猪的形象；他们死后，也要与猪下鄂骨埋葬在一起，以显示富裕；祭祀祖先时，猪是必须的供品，其他家畜可以另行组合；他们认为，家里有猪才算是完整的，所以甲骨文里的“家”字，上面是屋子，下面是猪的古称“豕”。在一些史前文化中，还流行着猪崇拜，如红山文化的玉猪龙。
我国史前遗址中，最早的家猪也出现于距今一万年的南庄头遗址，只不过从体形特征上看，尚处于驯养的初级阶段。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比南庄头约晚一千年，人们也饲养猪。在以后距今七、八千年的辽西兴隆洼文化区、贾湖遗址所在的裴李岗文化区、磁山文化区和江浙一带的跨湖桥文化区，都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家猪形态。距今七千年以后的仰韶文化区、长江中游各文化区，猪的饲养已经普及开来。无论怎么说，家猪陪伴我们的先民渡过了漫长的岁月，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贡献了宝贵的肉食。我国的有关学者，曾对中原地区的史前人类遗骸中的微量元素，作过检测，发现从距今一万年到七千年间，猪的肉食贡献率由平均的百分之十，增长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属于温性食物的猪肉，相较于热性食物的牛肉、羊肉及其乳制品，给人体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以牛肉、羊肉及其乳制品为主食的民族，往往喜欢角力和打斗。所以，对塑造民族性格来说，猪肉的作用类似于五谷素食。
三国时期的《魏书》记载，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部落、魏国北方的乌洛候国和西羌，当时也开始养猪，用于祭祀和食用。可这时我们的祖先已经食用猪肉近八千年了。猪肉和五谷素食的温性特点，深深地溶进中国先民的肌体，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身体和性情，即便到现在，也不会消退。
综合一、二两点来看，由于食物对性情的长期影响，史前中国各文化区内的人们，不论属于哪一个基因单倍群，其精神面貌都开始与当时周边渔猎文化区的人们相分野。反映在艺术方面，当时的乐器主要有：距今七千五百年到九千年的贾湖遗址的骨笛，距今六、七年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陶埙，距今四千二百多年陶寺遗址的磬、埙和缶等。它们追求的都是情韵和意境之美，而与西洋乐器表达的壮丽、宏大、铿锵和深沉的旋律所不同。中国的这些史前乐器，是中国先民性情的体现，以后发展出来的各种乐器、书、画，无不以此为主线贯穿其中。
三、中国先民们的身心，从农耕和家畜饲养中得到滋养，他们也就成为农耕和家畜饲养的最坚定守护者。从事农业的人群很快占据了社会的主体。即便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贵族、平民和奴隶的阶级分化，农业仍旧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石。由此产生出的文化，必然是农耕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反映。农业是一项追求稳定的产业，求稳、守成、传承，是它的心理衍生物。建立在神权、王权和宗法控制之下的道德和制度，与它最为匹配。所以统治集团要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教化内容和各种控制制度。舜以孝道闻名于天下；禹去世后，启需要守孝三年，就体现了我国进入农业社会后，伦理道德的发展成果。史前各文化区内代表神权、王权的礼器渐成体系，祭祀活动愈加正式化、制度化，体现了威权制度的加强。
以农业为支柱的经济基础，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道德、制度，不断强化着我国先民的共同心理特点。而共同的心理特点，是一个民族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核心因素。
四、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处在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中国的亚热带季风区，只是比温带季风区在夏季时稍湿热一些，在冬季时稍温和一些，但同样四季分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东南沿海（现在分别属于美国和阿根廷），也位于亚热带，有季风，但它们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顾名思义，它们全年的降水量都很多，不像中国雨热同期。北美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内，还经常遭受龙卷风、海上飓风和强寒流的袭击，气候扰动大，规律性不明显。并且，北美和南美都没有温带季风气候。古印度文明所在的地区，属于热带季风和热带沙漠气候；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属于地中海气候和热带沙漠气候。它们都与古中国文明所在区域的气候迥然不同。生活在古中国区域的人们，自然感受到了四季的变化，他们需要智者来把四季的规律再细化一下，把年、月、日的对应关系固定一下，以指导平时的生产和生活。他们的需求当然得到了满足。古中国的先贤智者，不仅摸索出了与其他文明古国类似的历法，还总结出了时令、节气，这两种中国独有的反映四季变化细节的规律。更为可贵的是，古中国的先贤智者发现了天、地、人相互关系和运动规律的奥秘，创立了太极八卦图。
为什么说是史前的古中国智者创立的太极八卦图，而不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呢？
在距今七千五百年至九千年的贾湖遗址，发现了装有活柄的骨制叉形器、带有刻度的骨板和成组的内装石子的龟甲。在下片龟甲上，刻有字符，与甲骨文的造字方法相同。它们都只在遗址的大墓中才有，并安放在骨骸的头部，显示出至高无上的地位。经我国考古和易学专家考证，骨制叉形器应当是用来观测星象的；骨板就是圭表，用来观测日影变化；装有石子的龟甲，很明显是用来占卜的。它们组合在一起，就非同寻常了。我们可以把“卦”字拆分开，左边是“圭”，右边是“卜”，也就是说，要先有数据，才能占卜。说明我们的先贤智者，不像其他史前文化的原始宗教那样，搞巫术、弄鬼神，而是在观天象、测日影的前提下，进行精确的卦算。圭表是我国先民常用的观测日影的工具，有骨制、陶制两种，以后发展出来的象牙制和玉制形圭，就属于礼器了。圭表在立杆的配合下，是可以得到太极八卦图的。也就是说，贾湖的先民们，已经能画出太极八卦图，并体会到其中的内涵了。
圭表和立杆相配合，画出太极八卦图的具体方法为：把立杆插入圭表上的孔洞。每天正午时，测定立杆在圭表上的投影长度，从夏至日测到冬至日为一组，从冬至日测到夏至日为另一组。把这两组长度的线段，从同一个点上向外呈辐射状画出，其外端点连线构成一个圆，为“太极”；里面得到的阴阳双鱼形，为“两仪”，阴阳太极图就形成了。用一条直线，连接阴阳双鱼在圆周上的两个尖尾处（分别表示阴线最短和阳线最短，或者说日影最短和日影最长），正好通过圆点，两个尖尾处分别就是夏至和冬至。经过圆点，画一条垂直于上一条直线的直线，与圆周相交之处分别就是春分和秋分。这样，太极阴阳图被分成了四等分，为“四象”。再把它八等分，就可以得到另外四个点：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八等分的外延，对应着八组卦象：乾、坤、震、巽、坎、离、兑、艮，用八组“爻”来表示。爻分阳爻“—”和阴爻“--”，每组爻由三条阳爻和阴爻的不同组合来构成，表示日、月对于地球的作用及变化。正如《易传·系辞上》[1]对太极八卦图的理解：“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极八卦图又分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先天八卦较早。它的八个卦象，对应着八种不同的宇宙事物：天、地、雷、风、水（月）、火（日）、泽、山。《易传·说卦传》[2]对此的解释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即先天八卦解决的是地球上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八种封象交相作用的情况下，会引发何种变化。因为先天八卦的太极图来源于日影观测的数据，所以它里面的阴阳双鱼是顺时针旋转的。先天八卦必然肩负着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任务，它应该产生于我国农业初起之时。笔者认为它产生在距今一万年到九千年之间的可能性最大。在最后一个间冰期到来后的两千多年里，我国的先贤智者为了把前人的稻作成果继续扩大，观天测地穷究其理，创立了先天八卦。当然起初可能并不完善。在此以后，先是距今九千年以内的贾湖遗址，出土了圭表，稻作生产趋向成熟，后来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许多遗址和文化区里，都出土了释读八卦卦文的数字刻符。这些数字刻符，与商周两朝甲骨文和金文中出现的释读八卦卦文的刻符，形态极其相似，作用应该一样。
先天八卦最早产生的地点又在哪里呢？它的阴阳双鱼形就可以透露秘密：只有在北回归线的位置观测日影，夏至时日影长度为零，才会直接画出阴阳双鱼形。而再往北，就需要把每天测得的日影长度减去相应的数值，才能画出阴阳双鱼形。也就是说，最早的先天八卦太极图是产生于北回归线附近。我国湖南南部的玉蟾岩遗址，很接近北回归线，那里有着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萌芽，距今一万四千年到一万八千年。先天八卦可能就在它的附近孕育滋生。直到距今九千年后，稻作生产才传到了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可见，先天八卦应当是在稻作生产缓慢进步的过程中，诞生和发展的。它在史前的发展和传播轨迹，是一个由南向北、东西扩散的过程。
后天八卦太极图里面的阴阳双鱼是逆时针旋转的，同时，它的八个卦象的方位也进行了调换。之所以阴阳双鱼逆时针旋转，是创立先天八卦的先贤智者，认识到了地球公转和自转的方向，是逆时针的，大气环流、水形涡流、台风旋转的方向也是如此。从它的八卦方位上来看，它应该是以中原为中心而画的，因为那八个卦象所对应的地理事物的特点，正好分布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八个方向上。后天八卦是我国的先贤智者在长期探究了宇宙万物对于人的影响后，对太极八卦做出的重大调整。它的八个卦象同时又对应着人类八种日常的行为：出、齐、相见、致役、说言、战、劳、成言。后天八卦更侧重于对人的活动提供规律性指导。
后天八卦大约产生于六千五百年前。距今六千五百年的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出土了蚌塑的龙、虎图案，分立墓主左、右两侧，墓主头南脚北，脚下有蚌塑的北斗形状，整个大墓南圆北方。我国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古代天圆地方的“天盖图”和北斗与两宫（西宫龙、东宫虎）的星象图，墓主为该文化区域内天帝一般的人物。西水坡45号大墓揭示出的天文学概念图，无不与太极八卦图相联系，反映着太极八卦图中部分星像内容。在连云港摸忽山岩刻中，发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后天八卦太极图，还有一系列与八卦释读和上古传说有关的符号。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时期后天八卦太极图。距今五千多年的大汶口遗址中，发掘出一件珍贵的象牙梳，放置于一座大墓的墓主旁边。该象牙梳上有透雕的十一组乾卦图案，呈S形，S的两个半弧内有金文表示上下的符号，两个符号外侧还各有两个乾卦，旋转方式与前述十一组乾卦相反，从而构成8字形的乾卦组合。乾卦为天，表明墓主身份高居人上；两组乾卦旋转方向相反，似后天八卦太极覆压先天八卦太极，说明当时后天八卦较为常用。这件象牙梳上的透雕图和三个圆孔、十五根齿梳都寓意深刻，我国考古学家对它还有很多的解释。
太极八卦的深奥内涵，相较于其他史前文化区的原始宗教，判若云泥、高下立现、神秘而不可抗拒，所以才会影响史前中国的各个文化区，成为他们文化进步的指路明灯。
我国的太极八卦文化，是易学的源头，是具有中国特点的超前智慧的结晶。她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发展过程，倾注着我国一代又一代先贤智者们的巨大心血，反映出他们坚韧不拔探索真理的意志，体现了他们天人合一的情怀和泽披后人的责任感。其修，亦艰兮！其行，亦壮哉！传说伏羲创立了太极八卦，那可以肯定伏羲不是一人。他们代代接力，终于完成了一项玄之又玄、浩大深邃的文化工程，他们为了什么？为了认识自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要有一个科学的解释；为了利用自然，趋利避害，给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推动生产有更大的进步；为了征服自然，让人类迈入一个个更高阶段的文明！他们胸怀浩宇，拥抱山川，悲天悯人，矢志不渝。他们的精神和智慧，融入到后世每一个优秀子孙的体内，传递着奋发有为、逆境图强、绝处逢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