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中国史学界的优良学风。揭本示源的考古工作，对于文明道统的回归和宏扬，有深远的影响。程献忠老师由医入道，思接千载，学通中西，颇多独到之见。本文是其从玉版书、玉器礼制的角度，分析文明教化之本，在“上行下效”，原不在语言或文字说教。考古的意义，不单纯是成就几个学者并为世人提供谈资，而在于呈奉文明的本色，鉴治于今，启示于后，使天下会心于人文与天文的玉蕴灵辉。
文\程献忠首图由慈天元提供内文图片由程献忠提供 编辑\慈天元
考古是一门综合性科研，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同时更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治意义的工作，对全面展示中华文明内涵、梳理中华文明历史脉络、增强民族自信与凝聚力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9月28日下午，*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同时，对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四点要求：“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
为什么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风格与气派的考古学？为什么要“揭示本源”、做好“整理、阐释”工作？
个人认为，这得从此次中医治疗新冠肺炎而遭遇的不公有关。如从武汉的最初治疗方案看，明显有全盘西医化治疗的倾向，即便有群众不信任中医的基础，也难免让人怀疑某些利益集团的诱导与干涉，所以即使是疗效极差也居然不改方案（且不说当初非典的经验教训）。最终，还是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与民间中医的呼吁与参与下，逐渐逆转了态势，并且在被称为医疗强大的西方诸国防控与治疗出现明显颓势的对比下，显示出中医与中国模式的优势与高效性！
那么，这又与考古学有何干系？
其实，正如西式思维倾向的人用西医学模式来“判定”东方的医学，尤其是体系完备、理法方药具足的中医“不科学”行不通一样，运用西方的社会历史学观点来“分析”、“还原”东方的社会与文明同样存在很多问题。
关于中国上古文明，国内学者邹昌林先生根据自己对古礼的研究，在其著作《中国礼文化》中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律是：文明起源在前，而国家形成在后的观点。邹先生认为，尽管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西方，尤其是欧洲迥然不同，但是理论体系上，因为特殊的历史*治因素，中国至今仍然遵循被中国史学界和理论界奉为圭皋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框架，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作者通过对古礼详细的分析与历史考据证明，在中国的历史上，先是文化的统一，然后才是*治的统一，最后才是疆域的统一。作者称此发展模式为原生道文明，并且称其产生的原因主要为地理阻隔和早熟、连续而雄厚的农业文明。
作者认为，一般依据摩尔根的观点，以文字、青铜器和城邦作为文明的标志。然而，以文字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志，无非是说，文字是传承文化的主要工具。这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是如此，但对于中国却不然，因为礼仪（出现而成系统的礼意识，时间久远、地域广泛）在中国上古时代，早已具有完整的表意功能而成为传授经验、交流情感、储存信息的载体，因此也就是文明的开端。也就是说礼仪系统是先于文字发展起来的，又具有文字一样的负载文化信息的功能。
个人认为，所以形成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邹先生所讲的地理因素确实重要，而雄厚的农业文明是更加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依然是思维方式的产物，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人种（东方人擅长类象的整体思维，西方人擅长抽象的逻辑思维）有密切关系！
虽然都是文字，但是对于看似后出（其实不然，下论）的东方典型文字——意象文字之“汉字”，它与西方典型的拼音字母（声节）文字，差别依然很大。
另外的一个标准是非自然的人工铸造的“青铜器”，实际上这对西方来说只是实用的工具，甚至于基本是战争“武器”；而对于东方来说，我们的标志性产物是“玉”，为“玉文化”，作“潜意识”下的特殊艺术加工而为礼仪的载体，古人所谓的“礼藏于玉”，具有完整的表意功能而成为传授文明内涵、储存历史信息、序次彝伦纲纪之用。
因此，即使后来“青铜器”（基本上就是武器）也从西方传入（这一点到是肯定的）中原，但是却被圣明的轩辕*帝（大部分金属应当是从刑天/赫梯与蚩尤氏Zeus/宙斯收集来的）和大禹（贡金与收天下之金）变革而铸造成礼器（从陶器到玉器，再到青铜器）。
原来，《史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
而禹呢？《左传》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
而《说文·鼎部》言：
“鼎，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首山之下，入山林火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
禹之铸鼎仍在*帝铸鼎之荆山，显然是有渊源承袭的。上古轩辕*帝时代，曾有“蚩尤作兵”天下大乱的惨痛教训，所以后世一直忌兵，谓为“不祥之器”，大禹必然也会如此，收天下之金而铸为圣物“宝鼎”，以变“不祥之器”而为国之“重器、礼器”，这应当就是《易传》所谓“鼎，取新也”的本义!因此，秦始皇也是步轩辕与帝禹后尘而矣，不过秦始皇没有铸鼎，而是铸造了他自认为更加高级的十二金人！
而现在西化思维严重的人，只将化学提取和合成的“西药”作为唯一合法、正确的药物，而将“自然的”（不完全，因为有人为的炮制，但是此为“参赞化育”）但是很有体系（理、法、方、药/穴为一体）的“中药”与“针灸”视为“巫术”，这种思维与逻辑是霸道的，罔顾中医几千年的卓越成就，也忽略中药在西方越来越受重视的事实。而与其相应的所谓的“城邦”，也同样如此！
文明、医学对比图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解剖与文字一样似乎形象而具体可见，但是都比较刻板（尤其西方字母文字，汉字则灵活得多）；而中国文化的礼仪与中医理论的“藏府经络气化”及其“神机化藏”一样，似乎比较抽象而神秘；而西药与青铜器一样，主要都是适用性很强（西方的青铜器更加如此，传到中国后早期同样被礼器化为主）的、人为的、机械的再创造，而且伤害性很大；而礼仪载体的“玉”（陶器也类似）和中医载体的“针灸”工具和中药，却是艺术性很强的、纯（或半）自然的、整体有机的升华，有参赞化育之功；而西药厂和都城一样，是一个有着“坚固而强大”外形的“机械整体”，而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天子都城模式和中药方剂和穴位一样，是礼、仪、象、器与理、法、方、药“内涵完美具足”的有机整体，为有都无城的中心聚落模式，即便是轩辕*帝一统天下，也依然采用放大版巩固模式，如《国语·周语上》所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另外，东西方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总体说来，东方人偏重精神文明，强调道德礼义，而西方却偏重物质文明，注重工具与事功。如对人的认识，在中国，《礼记·曲礼》载：
“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郊特牲》：“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冠义》云：“人之为人者，礼义也。”
而在西方，最多认为人是会思考乃至于“会制造并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而已。
尽管如邹先生所言，中国的文化是以礼文化为源头的连续发展的原生道文明，不能以文字的出现标准来定义东方的中国文明，然而，实际上历史传说与考古学的新发现证明，文字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只是对文字的运用与认识存在着差异。
从八~九千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龟甲刻符与八千年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石饰契刻符号，到七~八千年左右的陕西秦安大地湾以及仰韶文化的彩陶刻文、淮河双墩文化刻符和长沙高庙文化的象形文字，再到年前的湖北宜昌大溪文化的象形文字，无不早于殷商甲骨文，并且根据学者的破解，至少从长沙南郊古文化的象形文字年代开始，已经具有了相对成熟的“文字意识”。然而这依然是极其有限而断断续续的片段，使得从舞阳贾湖的龟甲、石饰契刻符号开始到殷商甲骨文之间，难以看见必然的联系与连续的发展规律。
而以彝族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发现用彝文几乎可以解读大地湾、仰韶与马家窑以及贾湖、双墩遗址上发现的文字，其中贾湖遗址的龟甲石子占卜等彝族仍然保留，让一直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学者们更加茫然。其实，以彝族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是东方文化发生、发展的“活化石”！彝文应当是伏羲到夏（也有大篆）蝌蚪文的孑遗。
传说中的*帝文字与夏玉版文字
其实，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时代仓颉造字已有考古学证明，尤其是一批民间学者如马贺山、楼洪钿、曾力等，在夏玉与夏大篆文字的考古上做了不少努力，虽然鱼龙混杂，但的确取得了真实的成果，目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他们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夏篆多篆刻在玉版（多为透闪石-阳起石类软玉）上面（如上图），很符合古代的记载。
如晋王嘉在《拾遗记·唐尧》中云：
“帝尧在位，盛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
而中医典籍《*帝内经》，有《灵枢·玉版》篇名，言内容至要“请著之玉版，以为重宝，传之后世”以示尊重。而《素问》也有《玉版论要篇》、《玉机真脏篇》，皆有云“著之玉版”以视宝贵。
由此可见，上古应当存在文字篆刻于玉版的事实！而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玉版文字实物，所以不可能出于凭空伪造。《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可见真实存在文字典册。《韩非子·喻老》：“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可见宝贵之至！
所以，显然不可能出于古人的伪造！如今多有出现，为什么视而不见？
那么，为何在中国文字如此神神秘秘而又断断续续呢？到底文字是如何产生？又为何有不同的文字与发展规律和途径呢？依据上面的图示，笔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轫，当以礼意识的形成为标志，然后才出现成熟的“语言”——语言并非就是声音，声音的交流尚只是礼附属下的神态之一；语言过后才会出现成熟的文字。
但实际上，在礼意识产生的同时即有近似的“文字”产生，此即图画，它是文字的前身，这是文字的符号特征；另一方面是稍晚的由语声作为前身的特征。
正因如此，文字才有偏图象与偏语音之别。但不仅如此，由于人种差异与地域变迁，文字也相应有变化。因而有图化、象化（会意简图）、声化、音化与意化的差别。
安纳塔利亚哈梯人（Hattian即“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之炎帝族戏器，比赫梯Hittite/刑天人早。所以古称刑天为炎帝之臣即此）的图画文字为典型的图化；米诺斯（巫咸/巫氏，巫古音miwo，Μινωα米诺斯）线形文字A当为象声文字；古埃及（共工-后土。亚述称之为“Ki-Ku-Phon”，意为“神祇之地”，即祇工方。统一后自称kmaiter，意为黑土，实即“含米特”，也即“后（黑）土”）文字当称图声化，玛雅图文近似；线形文字B（为古希腊迈锡尼人仿照线形文字A而创造的）为音素文字始，腓尼基（凤人，回东方辅佐太戊的巫咸与殷人/菲力斯，回头西征）字母为音素系统化；而印度的梵文与藏文是特殊的声兼音化。而彝文主要为音（音节）化，兼有意、象化，少量图化；而汉字（大篆与小篆、蝌蚪文、甲骨文、钟鼎文、史籀文。东巴文主为图象化）主要为意化，并兼指事、象形、形声化（转注与假借非造字法），少量图画，当然，还有极其独特的神化——咒符，兼具会意、象形、指事、形声，彝族文字可能兼具此；而赫梯（刑天族，被驩兜与大夏追讨、诛杀，从小亚细亚逃到西亚）象形文字、苏美尔（shumer，舜，帝舜族源，为少昊长子“重（勾芒）”被下放西亚，之后三次回归，引发三星堆三次改变以及后来的中原巨变）象形文字、哈拉帕（Dravidian达罗毗荼/大夏）印章文字、埃兰（央林，Haltamti驩兜）象形文字与克里特象形文字属于都属于象形文字，除印章文字外，最后都转为楔形文字，最终音素化。大体如下图（姑拟如此）。
文字天球河洛图
而且，文字在东西方的最初的用意也不完全一样，这依然是东西方思维差异导致的。
在西方（北非西亚），文字的出现，是私有制出现的标志，因为它主要是用作记录私有财产与战争胜利的内容。在东方，文字是作为帝王官学密文，记载内圣（内心修炼）与外王（*体教化）内容传承而保留的（如《尚书》等。如近代出土的《*帝四经》更是典型代表），不流传在民间，因为下民的教化主要是靠“上行下效”的祭祀礼仪系统（古称“神道设教”）而进行“身心教化”的，不是靠语言的张扬，更加不用说是通过更加次一级的文字说教。
也就是说，依据东西方地理与思维模式的差异，东西方文明的判断标准只是整体相似而非完全相同，摩尔根的以文字、城市与青铜器判定西方地理（以青藏高原为界）上面的文明模式基本是可行的，但是判断东方文明则显得很不合理，尤其是更加特殊的礼仪文化！
而中国玉禮器也源远流长，仅从目前考古情况看，至少已有八、九千年的辉煌历史。迄今发现最早的玉器是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的小南山遗址有玉器（有玉玦。根据墓葬中的碳获得三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约年左右，经树轮校正后距今-年之间）；其后距今前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文化的玉玦（严格而论名玉珏，以其皆成对出现；而玦字当命名给玉镯，非玉旁！而玉旁之读音、意义都不是）、玉璧。
而兴隆洼稍后，日本北海道共荣B遗址也出土两块玉玦，属于叶镞文化阶段。同样在西伯利亚的Glazkouskay文化出土别具风格的圆形方角的璧饰，黑龙江翁根山、莲花村也同样发现，其穿孔手法与后来的红山文化勾云形佩穿孔手法。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与玉玦。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当时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巢湖凌家滩文化、太湖良渚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凌家滩与良渚文化（两者为继承关系，环境变化被迫迁徙所致）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与凌家滩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所以，单从兴隆洼与河姆渡文化雕琢玉器的工艺看，我们祖先用玉理念都已经相当成熟，更无论其后传承的红山文化和凌家滩、良渚文化！
简单地说，玉礼器（陶礼器更早）实际上就是成熟的礼义系统思想，比文字（虽然华夏文字出现很早，但是多为皇室秘典，不流于外）更加高级，因为人与动物的差别是“知礼义，明差别”，而非文字知识，更非运用工具（今已证实，很多生物如猩猩、猿猴、乌鸦乃至于某些鱼类、蚂蚁等都会使用工具）！
所以，判断东方文明的标准，完全没有必要死守西方摩尔根的文明判断标准，何况严格而论，这些也还都只是“文化”而不是真正的“文明”！
华夏“文明”本义是什么？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云：“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实际上应当是内圣曰明，外王曰文（或曰内圣曰宗，外王曰教），以文（礼仪）教化天下，方为“文化”。
故昆仑大道修真文化方真为“文明”，此内圣外王之道也；而玉礼仪文化尚只能称为“文化”，以不真知玉礼器之所以然，虽然有《周礼》有以六玉礼器而礼六方之记载：
“以苍璧礼天，*琮礼地，青珪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
而对于其他重要的玉礼器如猪兽三孔器物、玉璇玑、玉珙（衔尾玦）、玉玦、玉环、玉瑗、山形器（合璜，瑞）乃至于三联璧、联壁、复璧、方圆璧与勾云形佩（琪）等都不知其义！真正完整的玉礼器与天学含义（天球河洛图）如下（其实陶器也是如此，只不过更加复杂而难以在一个时代完整出现）：
玉礼器天球河洛图
所以在东方，广义的文化分昆仑大道文明、东部（北为有熊氏*帝；南为烈山氏帝，后世讹为炎帝——神农氏，姓伊耆，帝尧所出）玉礼仪文化、*河彩陶文艺与长江红白陶巫觋文技等类型。
公孙（*氏）轩辕*帝最初综合后三者而不足，乃于天下大定后问道具茨、求道崆峒、修道青要而最终布道昆仑（轩辕之国）、传道身*（巴基斯坦哈拉帕-摩亨佐达罗文明，交胫国），自兹开此世界文明巅峰！
大道研讨团王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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