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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好运”“求高考成功”“求感情顺利”……近年来，“遇事占一下”日渐成为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这些年轻人对网络占卜抱有“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态，心甘情愿拿出钱财，让占卜师指点迷津。其中，星座解析、塔罗牌等网络占卜费用并不低：收费标准依据时长、占卜内容来定，比如恋爱占卜收费每小时数百元乃至上千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不法网站利用部分现代人焦虑、迷茫情绪通过网络占卜进行欺诈，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我们应该如何理性、正确地看待占卜文化？如何应对网络占卜带来的乱象？
我国占卜文化的起源
所谓“占卜”，从字面上包括“占”和“卜”两方面，“占”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视兆问也”，即通过观察预兆以判断吉凶，“卜”为“灼剥龟也”，即通过灼烧龟甲观察其裂痕以预测吉凶。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中已经可见灼烧兽骨的现象，最晚到殷商时期已经形成我国目前最早可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其内容大多为殷商王室通过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活动的记录。随着预测方式的逐渐丰富，人们又发明了一套通过排列蓍草或竹策之数而获得对应卦象的方法，称为“筮”，《周易》六十四卦及卦爻辞即属于“占筮”的系统。
两周时期，卜和筮应是同时流行的。随着龟卜的逐渐消失，“占卜”一词也被引申用以涵盖包括卜筮等通过预兆以推测吉凶祸福的活动。不论所用方法为何，其实质都是要人们相信命运在其发生前就已经被上天安排妥当。所以，在决疑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希望借助一些方法达到预知未来、趋吉避凶的目的。然而，综观我国占卜活动产生与发展的悠久历史，占卜中所求问之“*神”在不同时期其内涵不尽相同，人们对占卜的认识也一直在发生变化。
殷商时期，占卜求问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神和商王的祖先。《礼记·表记》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而后礼。”其中“神”即是自然神，殷人相信风、雨、山、河等自然现象背后都由对应的神明掌管，“*”指商王祖先，祖先去世后就加入神明行列，庇佑后人。此外，又有“上帝”在殷商信仰系统中居于绝对、最高的地位，掌管所有神明和人间之事，有学者指出其有“宗神”的性质，因为商代人相信，“上帝”是商部族的保护神，他指定商王作为其在人间的代理人，所以商王只要通过祭祀等活动取悦上帝及诸神明和祖先，就能获得他们长久的庇佑。正如《尚书·商书·西伯戡黎》所载，商纣王在面对周部族的壮大与威胁时仍坚信“我生不有命在天？”“有命在天”一语正是这种观念的集中表现。从甲骨卜辞内容也能够看出这种绝对的命定观，凡涉及国家祭祀、征伐、王事等方面，商王皆要占卜，占卜的内容也较为简单，一般包括所占卜之事的内容、发生时间以及应验情况。此时的占卜结果完全是神明意志的体现，人们只能绝对服从与尊崇，并无任何能动性可言。
殷周鼎革之后，我国历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占卜所求问的对象逐渐转变为“天”。周人相信从前殷人有德，所以上天降下“天命”于商王先祖，纣王失德，致使“天命”转移到周，因此他们也认识到“天命靡常”，只有经常修养德性、爱护生民才能“以德配天”，这就是所谓的“敬天事人”或“敬天保民”思想。由此，周人一改殷人对神明的绝对服从，开始注重德行与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此前神秘的“天”注入了人文性、道德性的理性因素。
《周易》正是形成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用作卜筮，大致成书于殷周之际，其内容为六十四卦及卦爻辞，“传”是解释经文的文字，大致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与殷商时期以占卜窥测神意的思路不同，《周易》卦爻辞所体现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天命对于人事的单项操控，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即人作为道德主体对天命走向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如《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表明危险（“厉”）可能会降临，但如果有德君子能每日振作不懈怠，即使在夜晚依然保持警惕、行事谨慎，那么即将到来的灾祸也可以被化解。可见，《周易》认为天意并非玄远不可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自身的德性，强调人虽然受天命影响，但还是有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天命在此时已经有了人意的影子。
这影响到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占卜的态度，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宣公去世后其子鲁成公继位，宣公之妻即成公之母穆姜却与大夫宣伯私通，二人密谋干*被鲁成公发现后，成公将穆姜幽禁。在前往幽禁之所前，穆姜占了一卦，主管占筮的史官根据结果告诉她说：“这在《周易》里是随卦，意思是出走，指示您赶快出逃离开这里。”穆姜说：“不对，随卦卦辞是‘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亨利贞代表四种最美好的德行，我犯上作乱已经失德，所以不可能像卦辞‘无咎’所说的这样做到没有危险，反之我一定会死在这里，再也出不去了。”鲁襄公九年，穆姜果然死于幽禁之地，正应验了她自己的推测。商周时期有“巫史不分”的倾向，史官在当时作为与天沟通的职业占卜人员，自然倾向于注重《周易》预测天意的一面，而穆姜的思考显然更加深刻，她认为占卜结果虽关天意，但天意本身就是为有德者准备的，故而自己虽占得出路，却因无德而不得善终。
由此可见，《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虽是卜筮之书，但其诞生于商周鼎革之际，受到“敬天保民”思想的强烈影响，成书之时即具备了天命与人事两个要素：在占筮吉凶、预测未来的基本功能之外，其对道德的推崇则显示出注重人事的一面，并强调人事也可对天命产生影响，这为此后《周易》从卜筮之书向着人文化、哲理化方向转化做好了思想准备，也为我国古代占卜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主要基调。
如何理性看待《周易》的卜筮功能？
《周易》是上古时期主流的占筮之书，但根据《周礼·春官·太卜》所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可知当时流行的卜筮之书有三，《周易》仅居其一。其之所以能够在后世脱颖而出，受到先秦诸子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