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筮是我国古代以龟甲、蓍草推断吉凶，预测未来的巫术活动。这种巫术起源十分古老，甚至是伴随人类文明同时诞生。此后历经夏商周三代，巫术一直占据文化主流，特别是作为文字始祖的甲骨文，就是商代专为记载卜筮而出现的。
今天我们通过商周时期的甲骨和铭文知道，当时卜筮是决定国家大事是主要手段，它的社会地位也一直比较殊胜，人们对卜筮也有着较为神圣的信仰。
但以春秋为界，此后人们看待卜筮的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卜筮在社会中的地位，转而日趋下降，逐渐走向衰落。
相对于先秦其它同期著作，《左传》因对春秋社会的*治、*事、外交和社会风貌，特别是当时的卜筮活动记载较为详细，使得我们能够对这一转变，看得较为全面和清晰。
图：占卜甲骨那么《左传》能够告诉我们，作为卜筮发展转折阶段的春秋社会，卜筮有哪些特点？又是什么原因逐渐导致了卜筮的衰落呢？
一、《左传》卜筮叙事和当时卜筮职能
1、《左传》卜筮叙事特点
《左传》为后人所诟病者，多因他卜筮叙事的全知视角，这让历史事件和人物带有了浓重的宿命色彩。如晋代范宁就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
《左传》这种预言祸福的叙事方式，直接开创了后世叙事文学预言体主流。尤其是对后世神魔和世情小说，影响痕迹严重。
如《西游记》十九回，乌巢禅师以一首佛偈便预言了正个西天取经的经历脉络；《封神演义》更是在67回，姜子牙登台拜将中，诸仙用短诗预言了徒弟们命运；世情小说《红楼梦》更是深受影响，第五回以判词形式预言了大观园里痴男怨女们的各自命运结局。
图：左传上述情节，或多或少都脱胎于《左传》影响。可我们不能就此断言《左传》就是宣扬怪力乱神之作。
因为我们如果结合历史，仔细推究《左传》这种叙事特点，就会得出这种叙事并非出于作者个人偏好，而是时代使然。
首先，春秋时期的史官仍旧残留“巫史不分”的性质。在原始宗教文化中伊始，巫史同源。甲骨文中已经有“史”“尹”字样，说明最晚在商代，史官制度已经确立。商代史官更是同时充任祭祀*神、甲骨占卜、传达上天旨意、指导商王行动等主要角色。
周代建立后，周代史官除了承袭原始宗教祭祀事物外，还参与*治、人事工作。他们主要职责既包含祭祀、祝告、卜筮、历数、天象、灾祥、丧礼等天事职能，又包含册名、聘问、刑法、盟誓、征伐与籍田等*治事务。
图：上古巫师到了春秋时期，史官的纪事、*治职能继续扩大，与宗教的巫官再次进一步分离，可祭祀、卜筮等天道职能仍旧是史官的主要职能之一。
这种天道职能在《左传》中则主要体现为解释灾祥，进行占卜、参与各种祭祀活动。因此作为史官记载的史书《左传》，把这种天道职能包括在内是非常正常的。
再者，春秋时期确实存在重视*神信仰的时代状况。春秋时期的人们普遍相信天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地位至高无上，可以对人君进行不同形式的惩罚。如果说这种天命观是春秋时期的主导思想，那么作为反映时代客观思想的《左传》，不过就是如实记录而已。因此这也使得《左传》记载，难免充满神*荒诞色彩。
从以上分析可见，范宁等对《左传》失之于巫的批评，可能是对《左传》忠实时代记录的误读。更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同时也记载了当时人对天命观的怀疑情形，这同样是当时的时代真实反映。因此这也代表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史官思想。
2、《左传》卜筮案例反映卜筮社会应用十分广泛
《左传》中有关卜筮的记录大约有70多处，占卜案例也有50几个，包含内容和种类十分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七类：
第一类鲁国郊祭占卜。郊祭本为天子专礼，且每年只有一次。鲁国因周初周公功高，因此也就有了“天子礼乐”的郊祭资格。《春秋》对鲁国郊祭记载有8次，其中四次是占卜是否郊祭，4处是卜牲，有6次未进行郊祭。《左传》对上述祭祀进行了2次概括性记述。
第二类*治占卜。包含了国家命运、继位者、国都选择、能否得天下以及任用官员的占卜等诸种情形。
图：周初分封第三类是战争占卜。《左传》记载的战争占卜最多，大概有15次。战争的占卜主要包括战与不战；占卜主帅选择、占卜退兵方法等多种情形。
第四类为婚姻占卜。《左传》婚姻占卜主要包括国君是否纳某妇为夫人；国君是否嫁女于彼国；大夫娶妇某人和嫁女给某人是否吉利等占卜内容。
第五类为个人命运占卜。《左传》对个人命运的占卜，不仅包含有对未出生的小孩子占卜；还包含人生某个阶段的前途命运；以及家族后世子孙的命运占卜。
第六类为疾病、生死、丧葬等占卜。具体包含探求疾病病因和死亡日期，以及丧葬必须择日，假如错过择日，当另行占卜择日的情形。
第七类其他杂占。如住宅、宴饮、祭祀、报仇、谋逆、家臣等都包含在这些杂占之中。
上述详细占卜案例分类不仅包含涉及国家大事的祭祀和战争，而且还包含涉及个人命运、婚姻、疾病、生死等多种情形。
图：记载武王伐纣占卜的铭文这种大事、小事都进行占卜的情形说明，卜筮在当时社会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当时信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情形下，《左传》记载的国家祭祀和战争卜筮情形，同时说明，卜筮在春秋社会仍旧有着十分重要地位和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卜筮下移衰落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记载的卜筮案例，同时也反映了春秋社会的时代特征。这时期礼崩乐坏，带有神秘色彩的天命观和卜筮神圣性已经开始动摇，在人们理性精神高涨意识情形下，卜筮作为当时少数人支配的神圣活动，开始走向衰败。在《左传》中有如下详实表现：
1、不盲目相信卜筮结果，更相信自己道德理性分析
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穆姜当初因与叔孙侨如私通，还想要废掉成公另立叔孙侨如，结果事败被囚。
她曾经刚住进东宫时找太史占卜，得卦《艮》之《随》，太史解释说随，是出走意思，她应该很快就能出来。
结果穆姜自己说：
“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自己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绝对不能对等元亨利贞四德，自己自取其祸，必然难以出去了。
在这里，穆姜以内心的道德判断为准则，不仅没有相信卜筮结果，甚至进行了完全否决，这种情形是之前甲骨卜辞里是完全没有出现过的。
还有人意识比穆姜走的更远。如昭公十二年，南蒯准备发动叛乱，事前进行占卜。占卜得到《坤》之《比》大吉之卦，爻辞为“*裳元吉”。南蒯以此求教子服惠伯。惠伯说：
“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裳元吉’。*，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惠伯认为只有“在下恭敬”、“内心美”“做事善”三项德行俱全，方能和卦吉象对应。三者中如有欠缺，结果未必吉祥。南蒯没有听信惠伯言语，执意发动叛乱，结果事败出逃齐国。
图：鲁国三桓谱系这个例子更是说明，卜筮灵验与否，竟然还和问卜人的道德水平密切相关。卜人针对卜筮结果，必须结合卜筮之外的理性分析来加以判断，才为准的。
2、公然违背占卜结果，自圆自话
《左传》中也有不少公然违背占卜结果的例子，如僖公十九年，卫国准备征伐邢国，以报复菟圃之役。可是战前占卜结果很不吉利。结果甯庄子仍然建议攻打邢国，陈述理由如下：
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
可见占卜结果有时又和道德可以没啥关系，完全看你怎么解释的合情合理，有时甚至还能根据己心，玩弄天意。
图：春秋战车同时我们在《左传》中，也能看到出于民本思想而违背占卜的例子。如文公十三年，邾文公为迁都到绎地而占卜吉凶。史官说迁都利民而不利于文公自己。文公仍旧准备迁都，理由如下：
文公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
这里的文公违背天意而选择民意，无疑是春秋时期人坚持理性精神，甚至可以抛弃神意的时代进步表现。
3、不仅弃卜，甚至责怪天意
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也就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那位楚王。他为想要取得天下进行占卜，结果不吉，结果楚灵王：
“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如果说前面事例，还仅仅表现为对占卜结果的怀疑和更改，这里的楚灵王则把象征神圣的龟扔在地上，还对天意进行谩骂和反击。你不给，不妨碍我自己去拿。
图：好细腰的楚灵王天意对于楚灵王来说，不再有任何尊严和敬畏感，占卜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已。并且一旦这种形式不符合自己需要，都是可以指责抛弃的。
三、卜筮走向衰落的原因
1、商周易代，重德思想不断致使天命观动摇
从人对卜筮的绝对崇信到怀疑进而最终摒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可以肇始于商周易代，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观念。
殷商统治者历来*神观念严重，并且认为天命观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事事占卜，遵从天意。他们认为只要尊从占卜透露出的天意，就可以王朝永久。就连纣王在露台自焚前还高呼“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图：纣王然而处处敬事*神、遵从天意，事事占卜问询的殷商却最后灭亡了。周初的统治者就据此认为天命对人庇护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人德行的考验。所以提出了“敬德保民”的主张，这在《诗经》里也有多处体现。
所以在此前提下，穆姜和惠伯才会不顾占卜结果的吉兆，而依据占人的德行来对应解释卦理。
《左传》里类似以德解卦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晋献公当初没有听从史苏占卜结果，把自己女儿嫁给秦伯。后来导致儿子惠公被秦*俘虏，惠公因此埋怨献公不遵从史苏卜筮，而一同被捕的韩简子则不这样认为，他说：
“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
韩简子认为卜筮不过是象数操作，即使昭示吉凶，假若人败德作孽，一样上天不佑，即使占卜吉，也不会实现。
韩简子一再强调德的作用，并且引用了《诗经》原话，也说明德是超越卜筮吉凶般存在。不修德行，只遵从卜筮天命，上天是不会庇护，卜筮也不会准验的。
图：天命惟德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中期前的卜筮案例，并没有对德行的要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