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彼岸在“生存优化”。
生存优化，马斯洛表述为五个需求层次。而孔子则创建儒术即“需学”，引导人类认识彼岸。当下世界70多亿人口，有多个族群语言体系及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缘经济，必然寻求共达彼岸。人类起于多元而兴于合作。信仰是文明必须，且有“主、客”观之分。健康社会必然向“合”。从“合与分”的关系中可识别信仰对大势引导的顺逆。
什么是信仰？信仰是对某种“指引”极度相信、崇拜而奉为言行准则的产物。信仰在早期是原始的、朴素的，之后分离出了宗教和哲学的主张。信仰有何用？人类从中可得到道德自律、精神支撑、行为动力和人生指引。什么是宗教？宗，是祖宗，教是教义。宗教就是祖宗传授的教义，或祖宗之法。具有观念或思想、感情或体验、行为或活动、组织和制度等内容。何为哲学？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哲”在中文源头是指“心中有折”，“折”有拐弯的意思。什么是世界观？人类对整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通过对“自然与社会”内在规律的认识，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空间。什么是方法论？方法论，就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宗教和哲学“主张”会一致吗？信仰是引导人类走“生存优化”普世大道的，所以，人们崇拜至尊的信仰一定会放弃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引导族群向“合”至彼岸。
为什么唯物可信？唯，诺也、只有、只是。物，事物、环境、实质。唯物，唯实质是也。自然的实质=自然规律=天。社会的实质=社会规律=人。中国追寻“天人合一”让文明持续。唯物信仰走什么道？“道可道，非常道”，有人认为这是老子所言大象无形的“道”，只是与“德”关联。其实，老子所言之道是“道，可道；非，常道”，即一条唯物之道，也是一条向“合”之道。孔子用“叩其两端取其中”来提供辨道方法。
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用唯物理性去判断。好比老子言“道”。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从朴素意义上看，是人类在演化的现实需求中去寻找生存优化和发展效率的关系。好比孔子用“中”。马克思“唯物史观”显示，人类演化会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中国却跃过了“奴隶和资本主义”两个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人类信仰的共同彼岸吗？人类四大古文明三个断了，难道与信仰误导有关？
一、人类信仰的多元主张
所有文明都有信仰。
如果把普罗大众的彼岸设定为“生存优化”，那么，信仰就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持续引导。研究显示。智人迁徙式生存是类似动物找水、找食物、避寒避热的引导。智人进入“地缘经济”，原始族群意义上生存优化的“宗教”主张就发端了，事实上就是一种族群生存方式的经验传承。当人类地缘经济广泛形成，就有了自然、人口等因素的局限，各地族群在演化中就有了此消彼长，地区性差异就出现了。而族群在陷入地缘经济失衡的困境时，心灵就会迷茫。为动员族群，塑造各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非凡的“天地神”、“神辩师”纷纷带着主观倾向的“教义和主张”，开始引导人类。而中国却在持续向唯物方向探索和迈进。
研究显示，“现代人”主体起于末冰期后在埃及、两河、印度河和中国创新建立了“地缘经济”并形成人类四大古文明。而依赖某种成功或莫名敬畏的原始宗教和哲理主张让信仰萌发。比如多年前，下埃及人在胡狼猎尸时发现人类终将归于胡狼。于是有了对“胡狼”的崇拜。又因王权争夺对失败牺牲者的追思而产生对“冥王”的崇拜。继而又形成了掌管“阴界和来世”的地神“阿蒙教”。而上埃及农耕九族在地缘经济中形成了对太阳、雷电等自然“神”的崇拜，形成了阿吞教（拉神）等。年前“阿蒙”教终于形成“大洪水”，统治了上埃及九族（“大洪水”末端，同一时期到了中国的三星堆，考古显示权扙、九鸟神树及蒙面“地神”的关系，良渚神徽也有相同显示，这一关系引发了后来的孔甲乱*和商汤革命）。下埃及法老统领上埃及后，为奴役天下，将“地神”与“天神”关联，让“冥王”从地下与地上“阿吞”对接，于是，金字塔一造就是多座，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而敛财关系沿暖温带向东延伸直接淹没了人类他族文明。
在阿蒙教千年演化中，金字塔内等待转世的“冥王”墓却无一例外被盗（德国画家LiugiMayer作了一幅金字塔内空无一物的画来表示惊讶）。埃及愽物馆也仅剩一座5cm高的袖珍胡夫像在展示（据说是盗剩的）。到了公元前多年阿蒙霍特普四世被迫改革放弃“阿蒙教”。但由此带来*局动荡，危及王子图坦卡蒙，因宗教复辟而早逝。不久摩西出埃及。之后，埃及随着两河、印度文明一同倒下了。
随着部落人口密度增加，因自然资源限制和创新能力的不足，让族群持续生存成为难题。而沿“丛林法则”惯性来片面引导解决“人口增加和生产不足”问题的思想，认为只有减少人口一途。比如马尔萨斯《人口论》。其实，这是一个“地缘经济”失衡的破解问题。对此，年前，中国就有了“帝尧改革”。在“阿蒙教”被“阿吞教”思想战胜后，族群强人就从“阿吞教”关系中想象，从威力无比的太阳中，创造出一个太阳的化身“上帝或拉神”，进而再创造一个与这个“化身”的特殊关系进而引导人类崇拜，由此形成了新的宗教信仰。古埃及社会因无法阻止金字塔“冥王”墓被盗以及“阿蒙教”落魄而放弃了地下墓葬后，转而将上下贯通的金字塔瘦身为单向的方尖塔以示与“天神”的对接。以此建立人类崇拜的标识并号令天下。但天下有哪一座方尖塔，可以高过珠穆朗玛峰的呢？让人不无奇怪的是在强人“宗教和哲学”主张引导下的族群都走上了奴役天下的帝国之路。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人类20多个族群近年来的文明现象作《历史研究》的比较后，揭示出各种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一般规律。他的“文化形态史观”，或称“历史形态学”，主要论点是：（1）文化是通过对环境“挑战”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2）文化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历史活动所决定的。（3）文化衰落来自少数创造者失去创造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4）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失和”和灵*分裂。社会“失和”与灵*分裂显然危及人类。埃及宗教信仰在经历了阿蒙教、阿吞教争战动荡后，摩西出埃及创立了一族优先的犹太教却迎来了两次圣殿被毁。接着是耶稣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为号召创立“基督教”，却没有形成人类共同向“合”的凝聚力。之后，是一再地分庭，而“分庭”带来了长年的宗教战争和族群不合。
摩西率众出埃及，显然，他认为当地文明已无法持续？苏格拉底从容赴死，显示他看到希腊社会的演化方向不对？埃及当地已没有了曾经的“本地人”，说明“天神和地神”也不喜欢他们的“不和”行为，就只能让他们成为寄人篱下的“他乡客”了。苏格拉底希望社会能“以人为本”，让人类实现持续的生存优化。但仅仅因为与当时“民主”社会主张不同，却将他推向死亡。柏拉图为师傅纠偏取了中庸，却没有普世方法也遭到排斥。亚里士多德再修补也未能阻止古希腊文明的消亡。人类以上帝为号令的宗教和以民主自由为号召的哲学终于在欧洲大地汇成了两股洪流。基督教分庭引发了持续的宗教战争。而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起点，导出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在战胜了基督教思想后，催生了法国革命和德国哲学，最后是英国功利主义成就了现代工业化制度。欧洲工业化先行原本是代表了人类先进生产力，为什么还要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呢？显然，人类被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误导的结果就是让人类走向不和。人类曾经四大古文明，在年前有三个被中断了，这与后来兴起的20多个帝国的此消彼长与信仰误导人类存在同源同向关系。
人类能否回避战争？
从“摩西和苏格拉底”的观点看，他们并没有让社会形成普世的合作包容性，由此形成的信仰引导也无法持续。显然，向“合”是人类信仰的关键，那多久才是稳定的引导呢？十年或数十年，对一个人而言？百年或数百年，对一个*权而言？千年或数千年，对一个族群而言？但人类信仰一旦引导族群向“合”，文明演化应该是万年，万万年？一个民族如果无法实现向“合”的持续引导，是否意味着这个民族一定会走偏掉进沟里或直接掉进人类自身设计的精神陷阱里去呢？史前“阿蒙、阿吞”之争看似已远去了，但它们留下“奴役天下”的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依然在扭曲人类，今天可以从对人类向“合”关系作梗中看到这种令人不齿的、灵*分裂的“双标”价物观。马克思“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形态和人类生存引导关联的规律。他描述的六种社会形态代表了人类一般的演化规律。而中国却例外了，这是为什么呢？
二、唯物信仰引导的彼岸
人类向“合”才能到达彼岸，而向“合”的目标中国人表述为“天人合一”。中国最早从地缘经济“围猎、畜牧、农耕”单一产业关系中遵循“以天为本”，主张优先接受“自然规律”的引导。而在社会发达形成“贸易+货币”的金融关系后，又及时转向“以人为本”突出了以“社会规律”为引导，由此守定了“天人合一”。
老子没明说辨“道”方法，让人感觉中国的“唯物信仰”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而圣人孔子用“扣其两端取其中”提供了方法论。这里的“中”，并不仅仅是中间的中，而是矛盾中心或中心矛盾的“中”。那为什么要叩呢？叩是叩问，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难寻。那仅仅是叩两端吗？不是，两端也是虚词。立体多元的关系，就需多端的叩。孔子将叩对的结果叫”客观无咎”，今天我们叫实事求是。中国唯物“理性”犹如*河长江，涓涓细流向东汇成大江大河，沿“易道理性、象形文字、唯物信仰”三大文化关系“前行”，由小而大持续生长，其传承的特殊性铸就了中国文明的持续不断，构建了中国独有的唯物向“合”的引导关系。孔子对“唯物信仰”具体表述为：凡事和为贵。显然，这是引导中国人处事以向“合”为出发点；百善孝为先。百善，好比民主、自由，中国以“孝”为公理来约束；君子求出息。这是向全社会发出的一个努力向上的要求。
施云江著《货币起源与华夏文明》“多重证据法”研究显示，约1.4万年前，智人迁徙进入中国最晚一支到达云南，发现当地有了云南人，向东有了江南人。于是，首领选择了依然是严寒地冻的北方。这显然是一种生存地的“谦让”关系。在1.2万年前末冰期结束，古羌人后裔盘古率众向北创新合作“围猎”让生存力大增。后人留下其生产关系总结的《连山·易》。年前吴国徐整《三五历记》作了细述。盘古开创父系、合作围猎形成了巨大生存优势，留下结绳计数、大羊换亲、以艮为规、单爻成《易》的文化痕迹。
年前，从盘古围猎关系中形成的伏羲畜牧业生产关系留下了《洛书·易》。而中国历史中非常著名的伏羲画卦，说的是伏羲部落东进，与在*河边从事农耕的具有天文、历法、医术的巫文化女娲部落跨血缘融合的故事。女娲部落农耕留下了《河图·易》。形成中国最早“以天为本”的三《易》。之后，在年前又引导了炎*融合形成了华夏部落联盟。伏羲画卦记录的事迹让人称奇。为什么原本强大的伏羲部落会自觉跳出“丛林法则”恃强凌弱的演化轨道，主动与农耕部落融合？这显然是开辟了一条特别的人文之道。
年前，帝尧时期，华夏部落联盟规模已达“四岳十二牧”（四个农耕王和十二个牧王，详见《尚书·尧典》）。帝尧针对九夷兴起及华夏部落联盟处于地缘经济失衡的状态而发起了改革，由此引导帝舜融合九夷。并在盘古用“大羊”，*帝用“龟甲”，帝尧用“丝巾”为等价物基础上开始在中原地区用“海贝为币”进行“贸易”活动。
大禹统一九州融合百族，用“贸易+货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部落联邦制国家“夏王朝”。之后，中国进入了让部落族群长达年的“夏商周”融合轨道。《山海经》显示，大禹时期的多个分封部落在春秋末已融合为40多个贸易交融的诸侯国。大禹建立“夏王朝”，显示了中国社会由酋长“联邦制”向“君王制”自觉演化的现象，到秦皇汉武的高峰期历时大约0年。之后，又经历了一个约0年的“君王制”社会演化，终于进入了“**制”时代，又一个周期发端了。
年前，当社会处在历史十字路口时，中国百族知识分子共同发起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显示，参加争鸣的计有家，发表文章有多篇。其中，竟没有一篇是用“神仙”关系来引导社会的。中国社会大道之行的特点是百族思想家、哲学家随百姓一同唯物辩道，最后交由*治家顺势而为。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直处于族群融合演化的关系巩固之中。中国社会没有形成奴隶社会发端的土壤，也没有奴隶社会现实状态的原因正是由”贸易+货币”引导的演化。“百家争鸣”围绕如何让社会发展实现高效的方向上讨论。于是，法家走上了*治舞台。道家老子虽扬长而去，孔子则认定社会长治久安的归宿并非单纯法治，坚持儒学的思考自始至终。中国的产业引导，在原始三《易》之后，大禹以“贸易+货币”形式建立*商分治社会。创建了人类最早税法《禹贡》，正是适应了酋长部落体制走向民族大融合的国家需要。而他建立的夏商周演化体制中，女偃夫妇作金融易《归藏》完成了北方单一产业社会“以天为本”的引导，转向以贸易+货币“以人为本”的引导。并为年后文王作《周易》及最后孔子作《十翼·易传》建立“群经之首”打下基础。
中国文明持续不断，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其中也有主*者迷路的，有乱臣贼子误国的，也有不慎被外族侵入而失*的。但神奇的是在中国唯物信仰引导下的百族能够万众一心地自觉向“合”。正如白居易描述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历史单史前以来较大的艰难转折就有一长串：从古羌人生存地“谦让”的引导，到孔子主张的“礼让”，形成了深刻的道德关系传承并成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引导。
人类战胜“自然”源于战胜“自我”。
中国唯物信仰不信神，除了由社会生产关系总结的六部《易经》形成易道理性外，更为深刻的通达至社会每一根毛细血管的是中国特有的象形文字。中国象形文字的字符，最早是1.2万年前盘古单爻“I”成《易》，之后是年前伏羲画卦有了双爻“乂”，再后是年前仓颉造28个象形字符，直至年前女偃“象形+会意”拼接造字为甲骨文形成打下基础。女偃造“贞”字，使“以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形成标识。北方巫师原本自称的“贞”用鼑表达，是以对天“卜（Y）+鼎=鼑”，表示在香炉上点香拜天占卜的意思。而女偃南下后，在大禹“贸易+货币”的关系中，先找到上海沙冈灰色宝螺贝的货贝底纹造“贝”字，继而根据货币在贸易关系中的作用，将“鼑”字改为对地“卜+贝=贞”字，形成了南方巫师自称用字。所以，后来甲骨文的“鼑”字，大多只有下面“鼎”字，而取消了上面的“卜”字。女偃《归藏》所断的“元享利”，也是由“贞”人来断了。孔子作《十翼·易传》用的“贞“字，也已放弃了“鼑”字。又如，女偃造“神”字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源头的唯物性。她用一个反向的“S”上面放一颗贝，下面放一颗贝，表示为一手拾贝、一手用贝换来财富为“神”。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有多个字符，当时还没有神字，只是把“申=神”字来用。可见中国巫师拜天并不拜神。而是从“自然规律”拜到了“社会规律”。申字今天成了上海的简称。研究发现，女偃单用“贝”为部首造“贝系”字，就占了今天十万汉字贝系中的30%。从女偃为典龙《山海经·五臧山经》图本作注看，女偃造字无数，且大部分沿用至今。
三、人类信仰的殊途同归
马克思预言，人类将殊途同归。
如果生存优化是人类共同彼岸。那信仰引导的结果必将殊途同归。但途中自然的、人为的弯路、回头路、断头路到处都是，如何面对？作为人类唯一持续的古文明，中国历史的演化却没有出现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述的“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为何？毫无疑问，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人类历史演化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关系进行解剖后得以验证，而中国却另辟蹊径了。
中国是没有奴隶社会的。直接原因是，在年前，大禹统一九州后，用“贸易+货币”*商分治的形式，将百族导入了以中原豫州为中心的“夏王朝”邦国体系；间接原因是，中国自地缘经济起，原始部落在追求社会发展效率关系下，持续引导社会跨部落、跨血缘的融合，没有大规模殖民关系。中国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中国主*者敏感性不足，对先进生产力成长因素失察，而革命者直接放弃了资本主义道路。间接原因是，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巨大惯性之中。受“重农抑商”*策影响深重，积重难返。一觉醒来已成落后。而认识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后，就走了一条新路。中国跃过“奴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相差有年，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从中国唯物理性引导社会的逻辑看是一致的。过度依赖传统成功的路径，使原本在宋朝时就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却被主*者忽视的现象，错失了世界工业化的“早班车”。而马克思和俄国实践送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更适合中国。
人类信仰如何殊途同归？人类生存优化要找发展效率，而人类只有“合作”才能获得高效。所以，未来所有信仰都将引导人类向“合”。否则，族群就会边缘化。当下殊途同归的人类倾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孔子列为人类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这是何意？一向傲慢的“帝国”世界怎么会一致任由一个弱国，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来引领世界呢？显然，人类在认识上，已高度一致向“合”了。
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存在与意识”谁为第一性的问题。唯物论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而这个存在是指“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这个本质的存在。中国人类从上万年前“地缘经济”发端，开始走“天人合一”之路。以至于苏联历史学家司徒卢威在《古代的东方》中指出，“中国文明史已达上万年”与吴国徐整《三五历记》的观点一致。
在传统部落融合关系下，年前中国就明确有了“协和万邦，以亲九族”的对外关系引导（详见《尚书·尧典》）。
中国社会由部落融合分封传承的体制，到了寻求更高社会效率时的战国争霸，结果并不是拥有最强战将孙武及《孙子兵法》的吴国统一中国，而是由商鞅变法成功的秦国统一了中国，说明中国社会注重社会治理的持续性。即便是兵法，最高境界也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
年前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仅仅是与社会观点不同，民主*治竟然会置他于死地，后来，同样的命运落在了主张“地心说”的哥白尼身上。社会一旦执偏，就是神仙也难纠。年上海世博会“以色列馆”演示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其实这是年前孔子对年前帝尧改革的赞叹。后来则成为中国社会对主*者的一个鞭策和期待。而与此对应，今天则成了“为人民服务+命运共同体”。人类“宗教和哲学”的主张，都是基于唯心的。凡是主观的东西都会与客观有差异。那么如何修正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异呢？
有人问，人们崇拜“胡狼、冥王、太阳”难道不是客观的吗？是客观的。但由此客观体演化的“信仰”，是在强人哲学和*治关系中将其标识化后，再造一个主观的“化身”来引导人类的。因为胡狼、冥王、太阳本无协调人类的主张。
反之，作为客观的“胡狼、冥王和太阳”，各地引用的“标识和主张”形成惯性后，意味着各地形成了各地的“地缘生存”演化关系。外部是不宜干涉的。以“贸易”引导的合作才会激发人类自觉的创新。既然“太阳”的存在，是决定主观臆造“化身”的基础，那么存在是第一性的，世界是由存在决定意识的。这也表明人类的主观思想是不能扭曲客观引导的，只能顺应客观和利用客观。沿中国文明演化逻辑看，是人们在“天人合一”引导中探寻、沉淀、利用客观，从中寻找规律的过程。于是，中国知识界普遍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先进分子信仰共产主义，正是理解到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的制度刚好匹配了未来人类的需求。既然，马克思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演化关系中导出“唯物史观，那么，中国文明这个“唯一不断”刚好与之吻合。
“和平与合作”是人类普世真理，这意味着帝国时代的消亡和合作贸易时代的来临。而中国从上万年文明史沿“交换、贸易”促进各族群发展关系与今天各国贸易合作关系的演化看，显然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从以中国唯物信仰引导历史演化关系的内在合理性看，“贸易”是引导人类走向“融合”的牵手。今天全球分工已让人类进入了“同一个世界”。中国社会演化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自我约束，二是自觉向“合”。“天人合一”之道最深刻的痕迹莫过于代表社会生产关系的《易经》一路升级形成“易道理性”以及由百族创新堆积的“象形文字”。文明的贯通和持续，具有天然的方向性。未来哪怕是时势的千变或状态的万化，大象无形找有形的引导都会朝着“合”的升级而去。
今日社会所要完成的任务是让社会发展高效，从而实现民众的生存优化。中国社会从酋长到君王再到**，其转换的目的不是要一次次打倒酋长和皇帝，而是要建立更适合民众生存优化的制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关系中沉淀了一种“世界精神”？那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由“贸易+货币”形成金融关系构建的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走向文明抗拒野蛮的现实引导，也是人类走向同一个世界的引导。而问题在于当今货币被霸权锚在一个主观的漂移物上，显然是一种奴役天下的行为。大合天下，是主张将货币锚定在人类共同财富之上的。为什么人类族群治理需要互不干涉？苹果熟了才能摘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现实中同一棵树的苹果成熟尚有先后，何况乎各地不同自然条件下苹果的成熟呢？族群治理的对错也是遵循同样的道理。由此可见，宗教与哲学强人引导社会，在“天人合—”关系上的偏执，会不论苹果生熟提出生硬要求，甚至粗暴干涉。而当这种偏执让社会无法纠正时，民族演化就会走进盲区，文明就会中断。中国唯物“向合用中”的引导显然解决了纠偏的引导问题。
人类已走进同一个世界，联合国也是大家的。人类已在共享全球化贸易体制，WTO代表了世界贸易精神是不可以随意颠覆的。人类面对的“人权”首先应该是命权优先。因此，人类社会理应以“命权”优先来建立制度。“安理会”安的是人类的命理，也代表人类向“合”的大势，是为避免战争和维护和平而存在的。明明是一个战争策源地却把持着世界。其自身内部枪案第一，对外战争频率第一，不顾“命权”去争“人权”的引导显然是荒唐的。为什么西方三大古文明衰落时，会出现树倒猢狲散的现象，并让文明消失呢？中国为什么会在社会演化有失*时，同宗同族会出现问鼎中原，逐鹿中原让文明持续呢？从自然资源和社会规律看，人类生存空间是够大的。缺的只是人类自身的“合作和创新”。识别人类生存优化的彼岸有远近之分。近了，短视了，远处的沟就看不清了。远了，虚空了，让人感觉是空想了。而唯物信仰则主张远近兼顾的长远引导和近身校对。
义，在中国，有义不容辞和舍生取义等成语。显然是中国人类的信仰引导。但其内含是什么呢？义，“主”社会？如果形成社会制度，那社会是主张公理、公权、公益优先，“天下为公”；义，“主”资本？如果形成社会制度，即主张个人民主、自由、私产优先，“天下为私”。由此，我们看到，凡是公理、公权、公益主张社会优先的，命权大于人权。“天下为公”，人类就会殊途同归。
信仰是一种向“合”的力量。
信仰是一种文明的坚守。
信仰更是一种反倒退的支撑。
（作者：施云江，典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思想界”专栏作家，年3月30日作于大船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