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贾湖——裴李岗文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阐明。
《易经》之一的《周易》，对于伏羲的出生地这样说：“帝出乎震。”从战国中晚期楚墓中发掘出来的“楚帛书”，把伏羲称为创世神，并记载道：“曰故大（或“天”）熊雹虚（异体字，为庖戏，即伏羲），出自震，长于睢（今河南商丘睢县）。”震，为卦象之一，东方的代称。这两份先秦时期的重要文字资料，都认为伏羲出生于东方。
先秦资料，没有经过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此后历朝历代的附会修史，一般可信度都很高。所以笔者根据本篇的特点，多采用先秦资料进行论证。
但是，贾湖——裴李岗文化的卦卜和稻作生产等社会元素，又明显地来自于南方，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笔者想，从太极阴阳到四象再到八卦，需要一个推演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说，太极八卦文化的初貌，要追溯到距今九千年以前，早于贾湖遗址的出现。此后这支先民从南方迁到了淮河上游，诞生伏羲世系，创造了贾湖遗址所代表的史前文化。就贾湖所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属于古天下之中“河洛”地区的东南，而伏羲生长的地方“睢”，处于河洛的正东方，完全符合“震”的方位。二者相距一百四十公里。贾湖与睢，同处在淮河上游的丘陵平原地带，属于同一文化区域的可能性很大。先秦时期所指的东方，至少要包括海河以南、*河下游和淮河以北的地区，睢与贾湖均在这一大的地理范围之内，泛称为“震”，似无不妥。
那么，在此基础上，能不能精确一下伏羲世系的父系基因构成呢？笔者认为，首先精确到O2、O3两种基因单倍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前文就曾分析到，世界稻作起源地玉蟾岩和仙人洞的先民，父系基因单倍型极有可能是O2。时间进入万年以内后，O3北上长江中游，与O2发生了融合，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广泛具有O2、O3这两种基因单倍型，就是明证。贾湖文化的先民，来自于长江中游O2、O3的融合体，可能性最大。江西万年仙人洞的乳钉纹陶器，被贾湖先民所继承，也可以作为一条旁证。而O1不会是伏羲世系的基因单倍型，因为以她为主要基因构成的史前文化，没有任何证据在距今九千年前后，出现在淮河上游。
能不能再细化一下伏羲世系到底属于哪一基因亚型呢？笔者认为这一命题本身就不严谨。伏羲世系所在的贾湖——裴李岗文化区，母系社会的成分仍很强大，伏羲世系并未清除掉母系社会的影响，这一世系除了包含血缘相近的父系氏族部落以外，甚至还可能包括一些母系氏族部落。从古至今，我国的历史研究学者，都认同多部落构成伏羲世系的观点。从伏羲世系“王天下”的理念和结果上来看，这群智慧的先贤，并不追求杀戳前提下的血缘净化，而是以文化致胜来造福天下、赢得天下的拥戴。因此，我们很可能从伏羲世系中找不出具有优势血缘的氏族。但如果非要对伏羲本人的基因亚型刨根问底，后文将在写到太昊时，做一下交待。
贾湖——裴李岗文化，对确立中华文化的世界领先地位，至关重要。一直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文明史研究，以苏美尔文明为最早。他们把距今约六千年开始建城的乌尔，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仿佛那里出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那么，乌尔城建好后面积有多大呢？二十四万平方米。但是在距今约八千年，中国的裴李岗文化区内，就出现了面积达三十万平方米的居住区，也就是现在已经发掘出来的唐户遗址。中国的历史研究人员谦虚得很，仍然把唐户遗址称为超大型“聚落”。在人类未进入文明社会以前，世界上任何一处文化遗址，又怎能与史前的中国相比呢？即便文明初诞，中国文明也是辉煌和炫目的。
贾湖遗址龟甲、兽骨、石器和陶器上的契刻文字，肯定是中国最早可辨识的文字。彼时，民族这一阶级社会的产物，远未产生，古贾湖——裴李岗人所操语言，应是汉藏语系的一种。他们所使用的文字，也应是基于汉藏语系的发音而创造的。在长期的迁徙与分化的过程中，古贾湖——裴李岗人的各分支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人们融合在一起，语言上势必发生变化，进而在文字上出现分野。他们又各自以新的语言和文字，生活和生产下去，直到形成不同的民族。汉、藏、彝、羌、苗、瑶、白、缅甸等民族，都是汉藏语系的成员。但是汉族所使用的文字，历经几千年围绕一个核心来演化，有可追溯性；藏族和缅甸族在公元七世纪以后，才吸纳不同语系的文字创造出了本民族的文字；彝族则几千年来主要由毕摩（祭师）坚守同一种古老的文字；其他汉藏语系的民族都没有创造出本民族的文字。结合以上各民族文字的演化历史，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贾湖契刻文字会与汉字和彝文相通了。
汉唐两朝的史书，多记载伏羲生于成纪或长于成纪。成纪即今甘肃天水，位于中国的西北方，并非东方或者南方。这些记载无疑又给伏羲的身世制造了迷雾。其实，从这些史书中可以发现，它们都认定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履大足于雷泽”而生伏羲。大足，即大人之足。史前山东一带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一般比其他文化遗址的身高要高，应为先秦资料常说的“大人之国”；雷泽，先秦资料认定的地点，大致在今山东西南部鄄城县以北。因此，华胥氏与生长在雷泽的“伏羲之父”结合并受孕，倒符合“帝出乎震”的说法。但是，华胥氏是不会再西迁三千里而生下伏羲的。汉唐史书之所以这么写，应是受到了*帝、大禹、周文王等先祖圣王皆由西来一说的影响，为体现“万世一系”的传承观，把人文初祖伏羲也附会到来自于西部地区。当然，伏羲世系的先王，带领着古贾湖——裴李岗人向别处迁徙后，也可能到达古成纪，从而在当地形成一系列伏羲的传说与文化遗址，如卦台山和伏羲庙等。从那里的仰韶文化受到贾湖——裴李岗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只不过，古成纪的伏羲世系，不会早于贾湖——裴李岗文化区的先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史前的一些地名，常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迁徙而“复制过去”，比如“亳”。商朝早期定都的一个地方叫亳，它在今河南商丘以北。可是《左传·昭公九年》中记载了周朝人的一句话：“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在这里，亳和肃慎、燕，共同被周朝人认为是他们在北方的国土。这两个相同的地名不是偶然的，可以做为商朝的先祖曾在东北的亳地生活，而南下迁徙到新的亳地并定都的一个证据。两个亳地有可能同时并存到周朝，或者商朝早期定都的亳，到周朝时已不复存在，周朝人才会说“亳”是他们北方的国土。古成纪，最初也可能存在于东方，随着伏羲世系迁徙到天水而复制过去，由于东方的成纪消失过快，而被人们淡忘了。
钱塘江下游南岸的地貌，不像长江中游干流段，江河与湖泊的规模都较大，不利于史前人类的自由活动；也不像南面武夷山区，山体庞大高峻，不方便史前人类停留。钱塘江下游南岸以山地、丘陵和山间盆地为主。这样的地貌，恰恰适合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研习和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向新石器时代转变。距今一万一千年前，这里产生了上山文化。
在上山文化延续的三千年里，可以看出那时的先民，生活轨迹明显地由低山到丘陵再到山间盆地转移。他们居住在世界上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里，房屋由木柱支起，离开地面一定距离，便于防潮和避开野兽虫蛇。古上山人烧造的红衣彩陶，是世界上史前遗址中最早的彩陶。它们以大口盆、卵形罐和长颈敞口壶为主；多素面，有的绘有太阳纹；有的陶器器座为镂空圈足状，这种形制被我国长江下游各史前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所继承。上山文化区内有着丰富的稻遗存，稻作生产呈扩大状态。距今九千年时，上山文化的先民开始在居住区外围挖掘环壕，他们为了让自己生活地相对安全的这种努力，无意间又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
距今八千年到七千年，钱塘江南岸的先民开始了向沿河平原生活方式的挑战，催生了跨湖桥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钱塘江、富春江和浦阳江的三江交汇处，发现了跨湖桥遗址。起初，人们并不以为这处遗址会早于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但是历经多次发掘后，研究人员才认识到，这是一处具有不同于河姆渡遗址文化面貌的新的史前文化。她在刷新河姆渡文化的一些纪录之余，展现出自己独特而又领先于世的风貌。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和相关制造遗迹，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漆器——漆弓、世界上最早的慢轮制陶法（摆脱了古老的泥条盘筑法，速率更快、器件更薄，是制陶业的一次革命）和施釉法、中国南方最早的家猪遗骸、中国最早的木桩立骨土墙建筑和最早的榫卯部件（传统中式建筑的核心构造）、中国最早的骨耜、中国最早的草药、中国最早的玉璜（截弧状，穿绳挂于胸前）等。跨湖桥遗址出土了成套的骨木制纺织工具。彩陶制作技术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山文化，器物上的颜色，在红衣之上又有深红、*、黑三种，纹路上有拍印纹、压印纹、刻划纹和绘制太阳纹等。除了彩陶，跨湖桥遗址的黑光陶也很有特色。这种外红内黑的陶器，黑色一面光亮明洁，是跨湖桥的先民利用海盐与其他物质化合而成的釉质烧造的。两千多年后的良渚文化先民，也掌握这一技术，但他们是在陶器的表面施釉。古跨湖桥人也使用陶甑蒸食，其他陶器有釜、罐、钵、豆（高脚盘）等。这些陶器的形制又不同于其他史前文化区。跨湖桥文化陶器延续了上山文化的平底或镂空圈足的特点，没有三足器，陶器上出现了一种成分未明的黏合剂，是古跨湖桥人的首创。他们的陶器制作技术，远比紧接其后的古河姆渡人要先进。古跨湖桥人驯化了狗和水牛，这从遗址中狗骨和水牛骨骸上的特征可以证实。他们使用与古上山人相似的石磨盘和磨石，来为稻米脱壳。
跨湖桥文化与上山文化的渊源关系是清楚的，她的去向却不能一概而论。古跨湖桥人的慢轮制陶法和玉璜，向西传播到了长江中游，向北传播到了*淮流域。他们的榫卯、草药和玉璜，是深刻影响后世中国史前文化乃至文明社会的三个重要文化因素。从距今七千年前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因气候转暖而发生海侵，在沿海平原生活的古跨湖桥人，不得不向他处迁徙，但跨湖桥文化的因子，并未消失。它们或者在稍近的区域曲折生存，或者辗转远方，为那里的史前人群点燃更多的文化明灯。
河姆渡文化从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课本，因而被人们所熟知。她的干栏式建筑、猪纹黑陶钵、数量巨大的稻米遗存等，成为现在中国中青年们的永久记忆。随着我国考古研究的推进，人们对于河姆渡文化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河姆渡文化的领先性已不存在：她并不是我国干栏式建筑的鼻祖，在此之前三千年的上山文化，就已经存在了；也不是榫卯式木结构建筑和舟浆的源头，跨湖桥文化才是；河姆渡文化的稻作生产，不是我国最早的，我国和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稻作生产，可以追溯到一万四千年前的玉蟾岩遗址。二、河姆渡文化和我国境内与之相距遥远的史前文化，都有着渊源关系：她的玉玦来源于兴隆洼文化，又传播到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她的稻米收获方式，是连根拔取，再捆扎成把晾晒，这一收获方式也传播到了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的一些现象也很值得重视。比如，古河姆渡人以骨耜（捆绑式，不同于跨湖桥文化的插孔式）和耒耜来进行稻作生产；有一种双鸟朝阳的象牙碟形器寓意丰富；古河姆渡人发明了木销钉，可以插入露出头的榫孔内，使榫不会脱落，从而使房屋结构更加坚固；他们还发明了拼接木板的“企口”技术，延续到了今天，即有的木板两侧各有一道企口槽，有的木板两侧削薄，这样的木板就可以进行拼接而不留缝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姆渡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她以杭州湾南岸为中心，向东扩展到沿海岛屿，在各处遗址中，往往会发现一定数量的鲨鱼骨和鲸鱼骨的遗存。
古河姆渡人发明的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三个乳钉状突起，为了安放釜而设置。如此便解决了木结构房屋内生火做饭时的防火问题，这一方法我国现在南方的居民还在使用。古河姆渡人烧造的陶器盉，很有特点。盉前后都有口，前细后粗，中间以半环提手相连，应为酒器。河姆渡文化晚期的陶器，基本上仍用手制，只有少量的用慢轮修整，说明跨湖桥文化的制陶技术没有被古河姆渡人传承下来。他们的玉器制作技术，也不如兴隆洼文化精致，体现出一种文化衰落后的艰难延续。但是河姆渡文化晚期的陶器烧造温度较高，达到了一千摄氏度，器型出现了三足器和袋足器。其中的三袋足形器，象征太阳神鸟三足乌，体现着太阳崇拜，是我国东部沿海史前文化陶器中常见的制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