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从服饰的形制、颜色到纹饰、质料，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真实地展示了古代服饰文化中的礼制观念。服装服饰作为人类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门类，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标示着装者身份的功能，同时体现着严格的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又在几千年的服饰发展演化过程中不断地得以强化与完善。
“中国古代服饰至迟在国家形成后，已超越驱寒护身的功能，成为‘身之表’，即身份地位的表征和象征”。从文献记载中以及考古发现的实物上可以证实的是，“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已初具以后服饰的形态，大致亦可肯定”。
贵贱之分在服装形制上的区别
衣裳一词在今天是服装的统称，然而在中国古代却是代表着最主要的两种服装的形制，即西周以前流行的上衣下裳；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流行上下合体的深衣。深衣不分男女，而且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可服之，只不过它是士以上阶层的常服，百姓的祭祀礼服。
深衣的特点是“短勿见肤，长勿被土”，沿袭深衣制作的“袍”也是“丈夫著，下至跗者也”，由于这种衣服过长，只能作为不事劳作的统治阶层的常服。头衣的形式在区别贵贱的功能上尤为明显，简单说，贵族嶽冠，平民戴巾，因此冠成为区别贵族与百姓的标志之一。
等级观念在纹饰图案上的表征
中国古代的服饰，特别是有特殊功能的服装如礼服，在细微之处也是非常讲究的，这些主要表现在服装的图案、章法铺陈以及衣服领、袖、襟、带、边等处的差别和装饰都充满了象征的意味。
在中国古代的服饰图案中比较特殊的一款即为龙纹图案。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龙充满了神秘感，显示出具有超越世间诸神的权威。龙被赋予一种巨大的威慑力，在封建社会里由超自然力的象征延伸成为皇权的标志，龙纹只限用于皇帝的服装，龙纹服饰是皇族宗亲的标志。平民百姓不能使用龙纹装饰，否则便是犯有欺君大罪。作为统治者的象征，龙纹愈趋体现华丽、蒸腾、兴旺的含义。
为了进一步神化皇权意义，龙被赋予了各种诠释。如，在汉代，龙纹是其礼定的十二章文饰之一，取其“变”的含义，用来象征帝王会随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在唐代，龙纹常被置于宽大的袖子上，或成团状的装饰在前胸、后背，以凸现帝王气质，也与当时的繁华盛世相契合；到了宋代，除了有四团龙的款式外，还流行一种通身大龙的样式，这种龙饰被称为“缠身龙”，象征帝王的驾龙腾云，王权无上。
元代初年，*府明令禁止民间织造缠身龙纹样，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明朝皇帝的礼服和朝服都以龙纹为主要装饰，形式与方法更是丰富多样；与前朝相比，清朝的皇帝龙袍制作更是精致华美，装饰龙纹除了用彩丝、金线、孔雀羽线外，还采用细小的珍珠、珊瑚珠子串起来绣织，极尽奢华铺排之能事。龙纹，在中国古代服饰中与君王服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象征着皇权与威严，规定着严格的阶级与等级差别。龙纹服装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成为一种符号，代表着个人的*治地位、社会地位。服装成为*治的一部分，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装制度。
《尚书益稷》中规定了周代以前天子冕服的纹饰，即“十二章”纹：“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豨绣”，意思是以绘、绣的方式将十二种纹样施加在服装上，其中前六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绘在上衣上，后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在下裳上。
这十二章纹，被儒家赋予若干象征性的意义，为帝王披上了神圣的薄纱。只有天子才可以在身上用满十二种图案，诸侯、卿、大夫及其以下，所用图案逐级递减，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界限分明。每章都隐喻帝王贵族应具备的风操品行，随着服用者身份尊卑以及服用场合的礼仪轻重的递减，十二章纹样也相应由十二章减至九章、七章、五章等。
这种反映服装等级差异的服饰图案自西周之后历代略有改动，但总体上一直传承下来。唐高祖时规定亲王等及三品以上职官的官服用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五品以上用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六品用双钏(几何纹)绫制作，七品用龟甲、双矩、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九品用杂绫制作。
又宋代依照前代的制度，按季节颁赐各官服饰，这种赐服大多是以各式有鸟兽纹样的锦纹衣料做成，称“‘臣僚袄子锦共计七等，给所有高级官吏，各有一定花纹，如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雀、宝照大花、宝照中花等锦，另有毯路、柿红龟背、锁子诸锦”。
到明清时期，官吏袍服在前胸、后背分别缝缀“补子”来标示官品等级，文官绣禽、武官绣兽。明清两代的“补子”在图案的题材、构图方式、色彩、补幅大小以及各种动物所标示的官品等级上虽有不同，但这种用图案来标示服用者官品身份等级差别的方式，却是中国古代官服最突出的特征。
除了图案，贵族衣服的领、袖、下据等部位均施以镶边工艺，这不仅是为了实用、美观，更是为了彰显尊卑。如“裼”是刺有白与黑相次的黼文的衣领。“揠、掩”也都有“缘领”之义，即沿领边的装饰。“橡”是为盛服做的装饰。而平民穿衣则不准有纹饰，称为白衣，故后来称庶民为白丁。
尊卑之分在服饰颜色上的差异
色彩是构成服装的诸要素中最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元素，“服装色彩与其他几个要素(面料、款式造型、制作工艺)相比，处于首要位置”2°。基于这种原因，在服饰对等级观念的物化表现中，颜色的运用和限制起到非比寻常的作用。古代服饰的色彩虽十分丰富，但由于受五行学说的影响，王公贵族的礼服常常只有“五采”，即“青、赤、*、玄、白”五种颜色。而且五色被视为正色，被赋予了祟高的地位。
平民则只能穿本色衣服，不能施彩，或者用象征卑贱的间色。天子的服饰往往以*色为主，象征着统一，或以五色相合取底色，代表了天下各方的颜色。但古代帝王的服饰色彩，并非开始就尊用*色。
在*色上升为皇家御用色彩之前，各朝代国君因自己喜好而将不同色彩加诸了权力涵义。如齐桓公喜欢穿紫色服装，引起国人效法，从此紫色以其特有的稳重、华贵的色彩心理特征，成为象征权威的尊贵颜色。秦代伊始，秦始皇尚水德，就曾将黑色定为冕服的主色。*色成为帝王的专用服色，大概始于隋唐。王愚《野客丛书禁用*》云：“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有禁自此始。”从此皇帝龙袍为*色的规定，一直沿用到清代。
身份等级在服装材质上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社会，服装在材质上也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等级的人使用在服装上的材料也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他们的地位。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主要用于制作衣服的材料除皮毛、革、韦外，只有丝、麻。富贵者穿丝织品，百姓只能穿麻、毛等编织品，最有代表性的是素、麻、褐、裘、袍、摘等字。素，是生丝织成的、未经煮练、染色、未经绘绣的的白絹，因此引申出“朴素”义。
《释名释采帛》：“素，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巧饰也。又物不加饰皆自谓也，此色然也。”富贵者不服用素服，至多用作内衣或帽子的里子，但凶丧之事要用素服，以表达悲痛之情。《礼记郊特牲》：“素服，以送终也。”《礼记曲礼》：“大夫、士去国，跳竟，为坛位，向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孔疏：“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恋，故为坛位，向国而哭，衣、裳、冠皆素，为凶饰也。”
后代孝服以本色白布为之，即古代素服的遗留。麻，古代平民用的制衣质料。平民的衣服与富贵人的衣服形成鲜明的对比。《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足见当时的平民是穿不上丝织品的。褐，是用粗毛、麻编织成的衣，均为平民所服。“褐，一日粗衣。”段注：“褐，贱者之服也。”《孟子膝文公上》：“许子衣褐。”赵岐注：“褐以森织之，若今马衣者也。或曰桌衣也。
一日粗布衣。”由于褐是贫苦卑贱者所服，所以古人常以脱去褐衣表示做官，叫做“释褐”。如扬雄《解嘲》：“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
结语
总之，服饰是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社会地位的外在表征，也是维护封建礼制的重要工具，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阶级等级的一种重要物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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