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区的文化遗存，在不同环境下审美存在差异，需逐一对比分析
今天小编要带给大家的文章是有关于对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进行比较分析，话不多说，快点和我一起看看今天的内容吧。远古原始族群中由氏族、部落联盟，不同地区的民族形成部落集团。其不同地区的古文化遗存遗物，在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风俗，不同环境下心态与审美存在着一定差别，其所产生的文化因素和器物特征也不相同，但在远古时期的文化因素存在明显共性。所打制出来的石器、磨制出来的细石器，骨针穿孔和制作陶器以及在陶器上留存的捏制、刻划或印制花纹图像，陶器上出现刻符和彩绘，诸如此类文化现象，类似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相互之间存在的差别较大，应用考古类型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区域文化和音乐文物进行综合性研究意义重大。
*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到了中华文明时期的青铜时代，诸如龙山文化、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文化过渡到青铜文化，以及庙底沟文化，都是*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典型文化。有关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后李文化等，均为考古类型学深入研究的对象。*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区的龙山文化极具代表性(距今约-年)，其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是岳石文化。譬如上承的大汶口文化则以快轮制陶技术著称，并以其中有磨光黑陶、蛋壳黑陶最具特色。其主要器物有黑陶杯、碗、豆、盘、鼎、罐、盆、瓮等，以高柄足、三足盘、鸟首足鼎、白衣*陶袋足鬻、肥袋足等代表器物特性。
龙山文化遗址分布于山东半岛、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辽东半岛、江苏、湖北等地，其文化则以陶器的硬、薄、光、黑为特色，亦称“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不仅盛行陶器，也有石器、骨器、蚌器之属，并且是铜器出现的前奏。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考古学家不仅在*河中、下游发现诸多龙山文化，而且在杭州湾地区也有发现，即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3个区。故此有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豫西地区，上承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分布于豫西、豫北、豫东)陕西龙山文化(或称客省庄二期文化)、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山西襄汾陶寺)等。
仰韶文化其特点体现在彩陶，分布于*河中游的甘肃至河南诸地，在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渭、汾、洛等水域，下注*河，则是仰韶文化在关中豫西晋南的主要分布区域，其北至长城、河套地区，东至河南东部，南边到了湖北西部，西边直至甘肃、青海域地。所以说仰韶文化是*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种彩陶文化，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对象之一，是可印证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古部落集团主要活动区域的相关资料。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推测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是东夷先祖太昊、少昊集团活动与生存的文化遗址，并认为甘肃马家窑、半山、马山古文化遗址遗存，可能是羌族早期活动和生存的文化遗址遗存。
*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不仅出现陶器，还出现了陶角、陶埙、陶铃、陶响器和特磬、编铙等古老的乐器，可谓是东夷先祖歌舞娱乐的神器。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大墓出土有2件陶壶，其傍遗存鳄鱼骨板(共84块)鳄鱼皮可蒙鼓。《诗经·大雅·灵台》曰：“鼍鼓逢逢。”《周礼·秋官·叙官》见郑玄注曰：“壶谓瓦鼓。”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泥质黑陶笛柄杯在山东、山西、河南地区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均是乐器的发源地和音乐文化衍生地。
山西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中的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等以及至夏商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特磬较多，两周至战国早期则为钟乐器的繁荣发展期，从形制、花纹、铸造方面均已走在时代科技文化的前列。尤其在山西于夏、于商、于周均出土有青铜乐钟以及钟、磬、铃、埙、铎、管、鼓等，其乐器种类之全，乐器数量之多，铸铜遗址和铸钟范模保存完好，这为研究中国北方西部民族的音乐文化和礼乐观念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资料。甘肃史前彩陶文化尤其是彩陶乐器，则是彩陶文化不可缺失的部分。譬如新石器时代陶响球、陶鼓(或曰土鼓)、陶埙和石磬等，先后在仰韶文化后期、马家窑文化中多出。尤其甘肃玉门火烧沟古埙，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古律制度提供了可信的实物资料，考古类型学、音乐考古和音乐形态学以及与古代乐器、音乐和文献记载等有关学术研究方面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印证材料。
*河流域的河南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骨笛、龟甲、石磬、陶鼓、陶埙、陶响球、陶铃等。诸如舞阳贾湖遗址岀土16支骨笛，临汝中山寨出土1支，长葛石囤出土2支，均属裴李岗文化遗址内，则是中国古代乐音、乐律和音乐文化的发端。夏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绕、铃、磬、埙、钟、鼓等，尤其以青铜乐器最为突出。河南地区所出夏商石磬约20余件，诸如殷墟文化遗址中多存。其以二里头古文化遗址所出编磬的时代最早。两周时期青铜乐钟和编磬的数量最多，分别在平顶山郊区魏庄、新郑南关郑公墓、辉县琉璃阁甲墓、淅川下寺M2、信阳长台关MI等都出有编钟。
*河中游的“三秦”之地陕西，即陕南、陕北、关中的西部地区，在河南、山西、甘肃、宁夏、湖北、四川、内蒙周边相接，则是中华民族周文化的*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远古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在这一地区如西安半坡遗址仰韶文化、临潼姜寨、淳化夕阳村黑豆嘴、华县井家堡村、铜川李家沟等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陶响球、埙、陶角等，在周代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有编钟、编磬、铃等，对西周时期乐钟铸造、乐器和乐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上述地区出土的音乐文物以考古类型的研究方法，对礼器、生活用具和乐器进行综合研究，更能探寻乐器和音乐、乐律和发展的源流，可追溯华夏民族在*河流域中上游繁衍生息，以及载歌载舞、乐器制作的音乐文化本原。
长江流域中游、下游及其与杭州湾地区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包括四川东部、湖北、湖南、河南(主要指西部地区)、陕西、江西和江苏一些地区，即江汉地区、鄱阳湖地区、赣江地区和江苏南京等。诸如湘南玉蟾岩洞穴遗存，洞庭湖的灃水、沅水一带皂市下层文化、汉水流域皂市李家村文化，属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无不以考古类型学厘清其文化同异关系。遗址所出石器、骨器和陶器类型十分丰富。湖南澧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历史距今约年。其中也出土有石器、骨器、陶器等，以夹砂灰炭陶为主，夹砂夹炭陶较少，也有少量的泥质陶。还有城背溪文化，有石器和陶器，则以夹砂红褐陶、泥质红褐陶和灰褐陶为主。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地区的秭归、宜昌、宜都、枝江沿江沿岸，距今约在-年。
考古类型学则是从一种文化遗址中诸如灰坑、陶器等，从器物形制上的不同和差异，探究其器物的时代和文化性质特征，寻觅其中微小变化规律。譬如夏商周时期诸多文化遗址和遗迹遗物类型更多，质地包括石、玉、骨、陶、铜等，在进入室内整理阶段，逐一对每一件器物和残片进行比对观察，挑选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也包括石、骨、铜质的音乐文物，尤其要注意音乐文物在遗址或墓葬摆放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时代的音乐文物数量较少，故尤其值得珍视，因为往往将遗址中的器物组合与年代进行断代后，就可知道音乐文物的相对年代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各时代出土音乐文物十分丰富，譬如湖北京山县朱家嘴、*冈牛角山、蕲春易家山、襄樊市枣阳雕龙碑、枝江县关庙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陶响器，在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陶铃。
至两周时期湖北地区也有大量的青铜乐器出土。至战国时期编钟、编磬等诸多乐器更是丰富多彩。在湖南、江西、四川和湖北汉水以东地区的随枣走廊，都出土有丰富的音乐文物。如长江流域中游南岸的江西，在历史上有关文献记载赣鄱地区有25次出土88件青铜器，其中有青铜乐器70余件。最具典型性的商代青铜铙在新干县大洋洲出土，宜丰县、泰和县、德安县陈家墩等处也出土有商代青铜铙，并在万载县株潭镇村、南昌李家庄、宜春金桥、永新县高溪乡横石村、新余水西镇、萍乡邓家田、新余罗坊、安源十里埠、靖安梨树窝、樟树双庆桥等地商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青铜铙、镈和甬钟，不仅青铜乐器造型优美、花纹精致，其质地优良、乐音、乐钟质量更优，为乐器断代和研究提供了可信标尺。
由此看来，考古类型学方法对考古学文化研究，对华夏民族的区域性文化，或与多区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找到了各个文化区域的特性和共性。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利用石器、陶器、骨器工具发展生产力的时代结束后，又兴起了铜石并用时代，到了夏、商、周青铜时代，以及先秦时期于春秋战国时期又发明了铁器，则是先秦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喜欢今天的内容就请点个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