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的发现与使用和它的冶、铸技术是密不可分的。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有一个从初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冶铸技术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青铜业生产的规模、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总的来说，冶铸技术的提高，不断地促使青铜业的发展。我国古代青铜业正是随着冶铸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并创造了一批批令世人惊叹不已的青铜制品。
考古工作者提供的大批实物表明: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至年前后的夏代，正处于铜石并用时期，也是我国青铜业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冶铸技术比较原始，产量也很少，产品多为小件的工具、装饰品及箭傲、铜镜等，生产还未形成规模。
从夏代至距今年左右的商代中期，是青铜业趋于成熟的时代。这时的冶铸技术获得了重大突破，已经出现了用复合范铸造铜器的技术，生产已形成规模。这使铜器生产的数量大增，工匠们在协作过程中能铸造出高达I米，重数十千克的重器。河南很师二里头、郑州商城等都邑遗址中，都发现有专门从事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这一时期生产的青铜器表面，大多出现了相当繁复的装饰花纹。少数铜器上还出现了铭文
。
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是我国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这时的冶、铸技术都有较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产品的数量与品种都空前增加，青铜制品和使用范围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进步，也促进了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
西周末期，铁器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早期铁器的性能较差，尚不足以代替铜器具，但到了战国时期，青铜工具在生产中的地位逐渐被铁器所替代。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特定位置渐渐趋于衰退。不过，这个过程相当缓慢。青铜业在历代一直是一项重要的生产行业，有关青铜的冶铸技术，随着其它行业的发展也不断得到改进。如东周时期出现了失蜡法、焊接、婆金、金银错等新技术。即使到了秦汉以后，在铁器的使用更加广泛和普及的情况下，铜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在许多方面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古史传说中，*帝部落与蛋尤部落发生战争时，出现有“崖尤作兵”一事，那是《世本·作篇》中记载的事情。有人认为这种兵器应是青铜制品。此外，还有“*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洲”((汉书·郊祀志》)等记载，反映了古代先民认识与使用铜器的年代确实是相当早的。尽管考古工作中至今仍未见到商代以前的铜鼎一类宝物，但仰韶文化时期发现的*铜制品和马家窑文化中出土的青铜刀等实物说明，我国古代先民认识铜与使用铜器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五、六千年前。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铜器时代。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虽然我国的铜资源并不丰富，但在这年间，我国古代先民创造的青铜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在世界上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世人的瞩目。例如，安阳出土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千克，是古代世界上仅见的一件重器，曾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并对它的铸造工艺作了种种推测。商、周两代出土的青铜器数以万计，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车马器以及货币、建筑构件、装饰艺术品等等，其使用范围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像龙虎尊、四羊尊、象尊、犀尊等青铜制品，以其独特的造型、华丽的装饰纹样，精湛的铸造工艺，使今天的观赏者无不为二、三千年前的工匠们的智慧与创造才能感到惊奇与叹服。
虽然当时铸造青铜工具的数量比不上后来出现的铁工具，人们使用青铜工具的广泛程度也不如后世使用铁器那样广泛、普及，但是各种不同用途的青铜工具的制作与运用，给夏、商、周时期各个行业都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如青铜制作的斧、锌、凿、刀等工具的使用，使木构建筑中掸卯结构连接得更加紧密，建筑物的整体结构也更加牢固，从而使大型宫殿建筑的出现成为可能。青铜工具用于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制作，促进了结构比较复杂的木制车辆和船只的出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人才与技术的交往。青铜农具的使用和因青铜工具加工而使木质农具制作得到改进，也有助于开荒种地、兴修水利，提高农产品收获的功效，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青铜工具的出现，使制作原始的木质计算器械、测量工具等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青铜制造的契刻刀具的出现，为在龟甲与兽骨上契刻文字和在铜器的模具上雕刻铭文与花纹提供了锐利的工具，这对早期文字与装饰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凡此种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起到了石器无法起到的作用。因青铜工具的出现而带动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促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从而加快了社会前进的步伐。诚然，就青铜业而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对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青铜业的发展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商、周时代的青铜文明，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并为在东周时期过渡到早期铁器时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