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能不能治疗好 http://m.39.net/pf/a_7157873.html由歌谣派生出的诗词因其韵律婉转和谐而被称为韵文，这些不求形式严整和音韵和谐、偏重于叙事完整和说理清晰的文章则被称作散文。在先秦时代的这些古朴文章中，都有着明确的写作中心。以主旨为纲、以文辞为目。对万物规律的感悟、对天下大事的品评，最终就这样连缀成了一张有条不紊的思维之网。
《春秋》微言大义、《左传》直书无隐，其中蕴含的礼义思想和民本精神构建起了中国史传文学的道德批判体系。也为后世文章力求言必有物、文必载道、为生民立命、开万世太平奠定了凝重的基调。
人类语言体系的逐步完善，催生出了诸多表情达意、叙事抒怀的古歌谣，自此口耳相接、声传万里。然而人的记忆毕竟不那么可靠，一次难忘的经历、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段激烈的感情、一种深刻的认识，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淡忘。直至文字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被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拥有了一种稳妥的记录工具。与文学意味更浓的歌谣相比，偏重于叙事或议论的散文出现得较晚，但也几乎与文字同步产生。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字就是应着人类记事或议论的强烈需求而产生的。
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最古老的中国文字被铭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叫做甲骨文，它记录的大多是上古时代占卜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因为古老象形文字还很不完善，所以甲骨卜辞记事及其简略。往往是用几个字就记完了一件事，各种细节要素都模糊不清。表意的需求渐渐强烈，于是人们创造出了更多造字的方法，并凭借它们进一步完善了汉字的系统。
但是，人们还没有找到更加合适的书写材料，只有那些地位尊崇、家资丰厚的贵族，才有条件在重要的青铜器壁上，铸造那些对他们有着特殊意义的记事文字。比起甲骨卜辞来，青铜器铭文的篇幅更长，包含的叙事要素也更多，但在写作手法上还显得比较粗糙。
中国的先民们又通过不懈的寻找，创造出了在竹条或木片上书刻文字的方法，这些竹木“简牍”相连，文字就藉此绵长起来。由辞句而成篇章、由篇章而成书卷，诸多重要的事件或深邃的哲思就这样被记录和保存了下来。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章典籍《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无论是记事还是议论性质的文章，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由歌谣派生出的诗词因其韵律婉转和谐而被称为韵文，这些不求形式严整和音韵和谐、偏重于叙事完整和说理清晰的文章则被称作散文。所谓“散”者，说的就是其句式长短不一的特征。然而，散只是对形式而言的，在先秦时代的这些古朴文章中，都有着明确的写作中心。以主旨为纲、以文辞为目。对万物规律的感悟、对天下大事的品评，最终就这样连缀成了一张有条不紊的思维之网。初看时舒朗清阔，反复咀嚼却又总能产生出新的领悟和体会来。
从卜辞到铭文，再到其后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中国的叙事文学一直有着一种记录历史、反思历史、力求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找到治世良方的自觉。先秦时代的史传散文，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兴盛了起来。以《春秋》、《左传》等重要的历史典籍为例，它们不仅注重叙事要素的完备，而且站在礼义之道的角度上对事件和人物进行了道德评价，使得文章更有力地发挥了它教化人心的作用。
（图片来自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自西周起，上自周王室、下至各诸侯，都设立了专门的史官以记载国家大事。《春秋》一书，便是当时鲁国史官的记述。岁月轮转、人事兴替；春华秋实、一枯一荣。史书因此而得名。后来，孔子对这部编年体史书进行了专门的编订，将自己领悟到的礼义之道融汇于其中，从而赋予了它“字字针砭”的文风与道德批判的意义。
以其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春秋鲁隐公元年》
结合“鲁隐公元年”这样的章节名称和“夏，五月”这三个字，就可以知道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在《春秋》之前的叙事文字中，记述时间大多是记述者自发为之。从“想起来就写，没想起来就不写”到严格遵循叙事的时间轴线，春秋在叙事方面表现出了自觉的进步。晋代的杜预注意到了这一进步，他总结春秋的叙事体例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后来者对历史才可能有较为准确的把握。
其后的六个字中，抛去没有实际含义的虚词“于”，其它的每一个词使用得都非常考究，具有深厚的道德寓意。
文中说的郑伯是郑武公之子、春秋初期著名的*治家郑庄公姬寤生，而下文的段指的便是他的亲弟弟——叔段。“寤生”的意思是难产，庄公的母亲武姜在生他的时候经历了难产，于是为他取名寤生。武姜并不喜欢这位长子，却很宠爱他的弟弟叔段，甚至还在郑武公病危的时候试图劝说改立叔段为继承人。
由于郑武公的坚持，寤生终于即位。可一直有着不臣之意的共叔段却从来不肯放弃他的野心。在武姜的请求下，共叔段被封到了京邑，从此他暗自积蓄力量、强行扩大领地，逐步实行着他争夺郑国权柄的阴谋。郑庄公二十二年,也就是书中所记载的鲁隐公元年，共叔段经过多年的发展，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终于趁着庄公朝见周天子的机会，发动了对郑国国都的进攻。按照史传叙事的常例，对有封爵的贵族应该称其职官名，不能直呼其名。共叔段是有职官的，郑庄公元年，他的哥哥姬寤生就封他到京邑，号太叔。文中提到他的时候，却没有尊敬地称其为太叔，甚至都没有把他当作庄公的弟弟来看，就是要批评叔段毫无人臣伦理的行径。
郑庄公二十二年,也就是书中所记载的鲁隐公元年，共叔段经过多年的发展，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终于趁着庄公朝见周天子的机会，发动了对郑国国都的进攻。按照史传叙事的常例，对有封爵的贵族应该称其职官名，不能直呼其名。共叔段是有职官的，郑庄公元年，他的哥哥姬寤生就封他到京邑，号太叔。文中提到他的时候，却没有尊敬地称其为太叔，甚至都没有把他当作庄公的弟弟来看，就是要批评叔段毫无人臣伦理的行径。
（图片来自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反观郑庄公一方，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也绝对称不上光明正大。在叔段逐步坐大的过程中，庄公一直是姑息纵容的态度。难道是因为他过于宠溺自己的弟弟，以至于看不清对方的真实意图吗？实际上，庄公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全面反击做一种道德的铺垫而已。他完全监视了叔段的一举一动，甚至其发兵的日期、以及与武姜合谋的细节，都统统在庄公的掌握之下。作为兄长和君主，在明知臣弟不忠于他时，庄公并没有进行教化、鞭策和纠偏，而是以不仁之心算计之、以不义之举诛灭之。这份心机阴狠老辣，想来便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叔段阴谋败露以后，被庄公迅速扑灭，要说庄公事先没有任何准备部署，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图片来自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鄢是叔段最后的立足之地，而庄公此时已经完全抛下了仁义的伪装，再没有给他任何悔改或苟且的机会。《春秋》中说到战争时有几种表意的方式，其中道德意蕴各不相同。简单地说，“侵”指的是一国挑起了不义的战争，“征”指的则是以大义之名对有罪过的一方进行惩罚，而“克”字的使用是非常少见的。后世的《春秋左传》在言及这一事件时注解道：“如二君，故曰克”，意思是庄公和叔段两人，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身在一国之内，却根本就是两个相互希望对方毁灭的敌手。另一方面，庄公对叔段的穷追猛打，完全没有顾及兄弟君臣的道义和情分。而“克”字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都是用农具铲除草木的一种形象，其寓意为从根本上铲除，用“克”就涵盖了庄公在最后一战中的绝情。总而言之，一个克字看似语焉不详、实则力抵千钧，是对无兄弟之仁孝、无君臣之忠义的二人最全面的批评与嘲讽。
史笔如椽，从卜辞和铭文一路走来，《春秋》的文字以其“一字寓褒贬”的雄浑苍劲，为后世的史家树立了一个求真求义的历史观榜样，是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其为“礼义之大宗”。
（图片来自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虽然有大义流转于其中，但言辞毕竟过于简略，以至于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不够透彻，人们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礼义的深层次内涵。于是后世又出现了多部基于《春秋》的史传，进一步扩展了叙事的篇幅，强化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事件细节的描绘分析。《左传》就是其中文辞晓畅、评判犀利、说理通达的典型代表。同样是郑伯与叔段的故事，在《春秋左传》中被一口气扩展到了余字。这样一来，后世的学子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晰全面，对人物和事件的性质也能有更深刻和透彻的领悟了。如果没有《左传》对史料的整理补充，庄公和叔段那样的人，其面目就不可能大白于天下，礼义也就没有了效法的标的。更可贵的是，这些以《左传》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在继承和弘扬礼义精神的基础上，还将抽象的礼义进一步细化到了更具可操作性的范畴，从而构建起了中国史传文学“民本”的精神体系。
在《左传》树立起民本思想的大旗之前，礼义还是一个几乎纯粹关于庙堂之内的概念。其强调的多为臣子对君主的义务，至多不过试图劝谏君主对臣子施以仁爱而已。而民本思想强调的则是整个统治阶层对黎民的共同责任，甚至把对于百姓的仁德上升到了天地纲常的高度。在《师旷侍于晋侯》一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卫国的国君因为贪婪暴虐而被人民放逐，晋悼公听闻之后觉得百姓做的太过分了。师旷听到了晋侯的话，就犯言直谏、给予了严厉的驳斥。
（图片来自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他说：“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
意思就是：如果君主让百姓生计无着，让国家凋敝不堪，那就活该被赶跑。天地之道以爱民为本，怎么能让国君一个人在百姓头上肆意妄为而仅是为了满足他的一己私欲呢，那不是违背了天地的本心吗？
这样气势凛然的话语，抛开了一切流于仪式的虚伪表象，真正抓住了大义的本质。其对于统治阶层的警策，甚至在孟子“民贵君轻”的论断之前，可谓是先秦时代史传文学精神思想的宝贵结晶！此外至于对秦君穆公活人殉葬的抨击、对商人弦高破家救国的讴歌，莫不包含着对于忠贞贤良的人民最深切的爱意。《左传》在叙述这些故事时，有意识地选取了典型的切入点，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因而比之《春秋》，能够发挥更大的批判与感召作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文章复古”的运动。这些以“文必秦汉”为口号的革命并不是为了追求一种“高大上”的形式，也不是为了开历史的倒车，而都响彻着言必有物、文必载道、为生民立命、开万世太平的诚挚呼声！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