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商周时期的占卜记载，它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思想文献，后人只能从甲骨文的字形、字义以及它的记事倾向上，了解到它的某些思想意识和思想倾向。早在商周时期，甲骨文就被埋入地下，直到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确认它们是中国早期文字，甲骨文的重大价值才被人们发现。虽然春秋以后老子、孔子等中国历代重要思想家都没有见过甲骨文，但这并不意味着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商周时期和年以后。这是因为，甲骨文虽然被埋入地下，但它可以通过多条渠道，对后世中华思想文化产生影响和作用。语言文字就是其中的渠道之一。中华文脉之所以几千年没有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要归功于汉字：从殷商到当代，汉字形体虽然几经重大变化，但总体来说是一脉相承的。那些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虽然被埋，但商周文字并没有随之永远消失，它们还会以其他载体形式进行传播。例如，与甲骨文同时的还有镌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据专家统计，殷商时期甲骨文与铭文共同使用的字大约有多个。此外，还有更多的商周文字是通过简册传播到后世。甲骨文所蕴含的思想意识和思想倾向，也就伴随着语言文字的传承嬗变而对后世中华思想文化产生影响。特别是甲骨文中的某些关键字，经过后世重要经典的运用以及重要思想家的征引和发挥，对后世中华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以周原甲骨文中的“思”字为例。周原甲骨文中有十几个“思”字，字形写作“图①”。例如H11：“思又（有）正。”H11：2：“五月思尚（当）。”H11：6：“思克事。”H11：11：“思亡咎。”美国汉学家夏含夷将“图①”解释为“思”，意义为“愿”。这个说法得到李零的赞同。李零认为，带“思”的语句是祈神之语，“思有正”意为“愿有所端正”，“五月思尚”意为“愿五月是适当的选择”，“思克事”意为“愿能够胜任其事”，“思亡咎”意为“愿不要犯错”。周原甲骨文“思”这个“愿”的字义，在先秦祈神语境中，一直保留到春秋中期。鲁僖公（前―前年在位）在当政时期，委派大夫奚斯重修周人始祖姜嫄庙宇，这被鲁人视为一件可与当年周公制作颂诗歌颂祖宗神媲美的大事，所以鲁国史臣创作了四首《鲁颂》对鲁僖公予以颂美，这四首《鲁颂》被收入《诗经》之中。《鲁颂》第一首是《駉》，歌颂鲁僖公的马政。马政在春秋时期诸侯国政治中至关重要，衡量一个诸侯国力量大小，首先就是看它拥有多少辆战车（四匹马拉一辆战车），当时大的诸侯国号称“千乘之国”。《駉》由四章构成，每章八句，分为三层意思：前两句写肥壮的马儿行走在林外郊野，中间四句描述马匹各个毛色种类，从中可见鲁国马多且壮，后两句祝愿神祇保佑鲁国马匹越来越繁盛。《鲁颂·駉》中有四个类似于周原甲骨文的祈神祝愿诗句：“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三句意义大体相近，意为“愿鲁国马匹发展无穷无尽”。“思无邪”意义则与周原甲骨文“思有正”相近，意为“愿鲁国马政不要走上邪路”。周原甲骨文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时期的占卜记录，可以肯定《鲁颂·駉》的作者没有见过周原甲骨文，他为什么能够写出与周原甲骨文“思有正”意义相近的“思无邪”呢？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周原甲骨文所包含的信息借助于语言文字符号进行传播。周原甲骨文虽然早已被埋，但是像“思”这样的甲骨古字，像“思有正”这样的祈神用语，却在先秦祈神语境中被巫史们代代相传，以至于在《鲁颂·駉》中出现了与周原甲骨文祈神用语近似的诗句。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到春秋末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文化巨人——孔子。《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一章著名语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借用《诗经·鲁颂·駉》“思无邪”诗句来概括《诗经》的思想倾向。孔子究竟是如何理解“思无邪”，特别是孔子如何理解“思”字的呢？由于《论语》经过孔门弟子后学的提炼加工，所记载的孔子之语大都是点到即止，因此我们已经很难准确知道孔子对“思”字的理解。后世经师对“思”有各种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代表性意见：一是将“思”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词，“思无邪”就是“无邪”，这种意见以王质《诗总闻》为代表；二是将“思”解释为“心思”“思虑”，“思无邪”意为“思虑纯正”，这种观点以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为代表。两种意见之中，以第二种意见占主导地位。“思”字意义从甲骨文本义“愿”到“心思”“思虑”，不仅字义发生变化，词性也从祈愿动词变为名词。导致“思”字意义变化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历史文化条件产生变迁，当初产生“思”本义的先秦祈神语境，已经渐渐被历史所遮蔽。于是，后人大体上是按照“思虑纯正”来理解《鲁颂·》的“思无邪”。由于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居于圣人的特殊地位，因此他用“思无邪”来概括《诗经》，这对于中国后世《诗》学乃至于中华文艺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之语规定了儒家后学对《诗经》文本的解释，必须符合“思无邪”的准则。《诗经》的创作年代上至殷商下迄春秋中叶，其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而涉及江汉，其作者包括王侯、卿士、大夫、士、庶人各个层次，一部产生于如此广博的时间和空间的诗集，其作品思想必然呈现出多元倾向。由于圣人说《诗经》“思无邪”，因此后世解说《诗经》的经师肩负着一个使命：必须把诗作体现的各种思想倾向全部解释为符合封建伦理道德。例如，《诗经·鄘风·桑中》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在桑林约会的情诗，是经师眼中典型的“淫奔之诗”，“淫奔之诗”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可是它又被收入《诗经》之中，如何解释这种文学现象呢？《毛诗传》将《桑中》之旨解释为“刺奔”，“奔”是不好的，是邪恶的，但是“刺奔”就“无邪”了，就“归于正”了。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思”字，这个“思”就是诗人创作的宗旨，诗人之“思”纯正无邪，那么即使是邪恶的题材，也会被处理成为教化民众的好诗。一部《诗经》，就是这样在“思无邪”思想原则指导之下，被经师们塑造成封建道德教育的教科书。“思无邪”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远不止如此，由于《诗经》是五经中唯一的文学典籍，因此中国封建时代的《诗》学除了解释字词句、阐述诗旨之外，还承载了一个文学理论建设任务，儒家要借助对《诗经》的阐释，构建以诗教为核心内容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诗人对封建现实政治和移风易俗肩负有不可推托的社会责任，因此诗歌创作应该坚持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必须履行诗歌讽谏封建政治、刺时正俗的神圣使命。诗歌讽谏封建政治的方式有美刺两种：赞美政治清明的封建盛世，讽刺封建政治中的黑暗现象。无论是赞美还是讽刺，都不能直说，而要采用委婉托讽的比兴手法，以此体现诗人的温柔敦厚之风。而要履行这一使命，诗人首先要做到自己的“思”纯正无邪。这种诗教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古代诗歌创作，而且在辞赋、散文乃至小说、戏剧创作领域中也有广泛影响。中国封建时代的作家们虔诚地践行诗教学说，将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寄托在用文学作品讽谏政治之上，他们高举“思无邪”的旗帜，自觉地履行文学风化的社会责任，由此给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无数瑰丽的篇章。审视周原甲骨文“思”字影响中华文艺思想个案，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它说明在中华文脉之中，实实在在地流淌着商周甲骨文的血液。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远远不止一个“思”字；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作用，也不局限于文艺思想一个领域。我们应该认真清理中华思想文化中的甲骨文因素，全面展现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作者：陈桐生，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